目前，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全国多地进行了不同的试点：针对在讯问时“录时不打，打时不录”的情况，有的地方把原来由侦查人员主动摄像改为被动摄像；此外，约20个省市的警察代表被培训了讯问技能，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犯罪嫌疑人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
允许嫌烦“说谎”，消减逼供暴力，关乎司法公正。专家称，这项试点就表明着，我国防止刑讯逼供的模式，正从事后调查核实再排除，向事前防范、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方式转变。从司法文明的角度讲，这种转变，无疑是种进步。
在现实生活中，“正义”一词动辄被提及。捍卫正义，也是公共生活里的恒久话题。而在司法系统中，正义更应成为一个显眼的标签，闪烁出动人的光芒。
正义乍听是个形而上的抽象命题，在实践中，也容易面临是非难判的现实困境。就以“司法讯问”为例，司法刑侦过程中，私设刑堂、滥用私刑，刑讯逼供，可能也有着一个很“正义”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快破案，将罪犯绳之以法。但是在惩罪罚恶的过程中，如果用了非法手段，那么即使最后实现了“结果正义”，但是这个结果也可能因为刑讯手段而蒙尘含污。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辩。但在现实中，特别是在以前“命案必破”，盲目追求破案率，并以之为司法从业者的考核标准的语境下，我们似乎从未真正挥别过刑讯的梦魇。
从法理上讲，在法院未最终宣判定罪之前，对一切嫌疑人都应秉持“无罪推定”。而刑讯逼供，则违背了法理程序。在刑侦、审讯时，将嫌疑人一律当成负罪的犯人对待，并用严刑手段获得支撑自己观点的“证言、证据”。这样获得的证据，应视为非法证据，在法庭上不予采信。刑诉法就强调要“禁止刑讯逼供”“不自证其罪”。
媒体曝，芜湖市看守所厕所多了一项功能———在押人员可以在里面秘密书写投诉信，再悄悄地投入投诉信箱；而在湖北省，检察院的录像系统省市县三级联网，基层检察院讯问时，省检察院的中控室可以看到他们讯问的录像。
用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将“反刑讯”从事后综合整治变为提前预防，这对预防酷刑有着显著作用。比如羁押场所的监控联网，以及刑诉法修订时，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建议不让审讯人员自己录像，而是利用现有的监控设备录像，这对审讯者而言是“变主动为被动”，他们不能随便对监控录像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性的剪辑取舍，而对监督者而言，则“变被动为主动”，如果是实时联网，则可进行全程及时的积极监督。
改变讯问方式，从允许嫌犯说谎、不逼其自证其罪开始，推动司法正义的普及，本身就具积极意义。程序正义，听起来虽虚，但是它确是由每一个程序都严格依法进行，一点一滴堆砌而成。相反，若用刑讯逼供代替了此法理程序，那么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反噬正义。
（相关报道见8月13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