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清朝不为人知的怪癖是咋养成的?

 

　　位于合肥的李鸿章故居

 

　　其实不光是李鸿章与翁同龢，很多大臣在别人的日记、书信中都被这样称呼过。甲午战争后，翁同龢大力支持汉纳根练兵，多少有些漠视其他大臣，这让满清重臣荣禄很不爽。他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诉不满。

 

　　“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与合肥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蒙，可胜叹哉！”

 

　　这段话里有多个地名，涉及多人。常熟，就是指翁同龢。而济南是写错了，应该是山东济宁的孙毓汶，是军机大臣。合肥，明显就是指李鸿章。高阳，则代表的是李鸿藻，同样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与李鸿章没关系，李鸿藻老家是高阳，即直隶的高阳县。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般被地名代替的人，大都是作者的政敌，不愿意提及对方的名字，用地名忽略人名，多有贬损之意。

 

　　思想家文廷式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李仲约侍郎临终前一日，执于手言：合肥与李莲英日日相见，图变朝局，汝等当小心。既而曰：吾不能与常熟款语，然合肥、济宁各怀不逞，以吾亲家张荫桓为枢纽，二人一发千钧，皆在张一人，胡为至今不去也。”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上述观点。作为自己阵营的人，则直接用名字，如李仲约、张荫桓。而对于李莲英而言，则是身份低微的太监，似乎没有用籍贯代称的必要。

 

　　有的还用别名代称人名。如吏部左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因被指离间两宫而遭革职后，李鸿藻给朋友的信中说，“观复、略园，日夕有所策画，欲易朝局，而矢的加于蜩翼，彼尚不知详委……与乐道主持镇静、调和、心力交瘁……观复性固不易进言。略园明敏，与交尤笃，时有所讽，伊颇动听。”

 

　　这段话中，观复，代表的是徐桐。略园，则是荣禄的别号。蜩翼，则是翁同龢的斋名。乐道，则是恭亲王奕䜣的晚号。文中的人物都是与作者相交不错的重臣，因此在称呼上则有赞美之意。

 

　　类似的还有内阁中枢汪大燮写给汪康年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其经费由香帅五千金，袁观察千余，及零星之款，将来当可推广。惟现在系张巽之翰林孝谦主其事……会中陈次亮、沈子培、丁叔衡皆有正董之名，沈子封、文芸阁有副董之名……”

 

　　这里的“香帅”代指张之洞，袁观察，就是袁世凯。张巽之，则是张孝谦。陈次亮，即陈炽。沈子培，为沈曾培。丁叔衡，是丁立钧。沈子封，是沈曾桐。文芸阁，则为文廷式。从此类称呼也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汪大燮认可的人。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还有几个代称。如袁世凯，老家是河南项城，讨厌他的人称他为“袁项城”。与他关系不错的则称他为“袁观察”、“袁慰庭”。

 

　　虽然都知道“合肥”是指李鸿章，但合肥的名人不指李鸿章一人，如晚辈段祺瑞，清末北洋新军将领，即后来的民国总理，也常被称为“段合肥”。常熟也不只有翁同龢，与翁同龢同时期的江西监察道御史杨崇伊也是常熟人，但没人用“常熟”来代称他。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样是位居中堂，同样是合肥人，李鸿章的代称“李合肥”名扬天下，但清朝初年的李天馥就没有人以“合肥”代称他。似乎清朝早期也没有这个习惯。

 

　　这种习惯后来延续到了民国初年，如袁世凯的代称“袁项城”，段祺瑞的代称“段合肥”，在民国时也常被人提起。毕竟他们在清朝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孙中山、蒋介石就没有这待遇，没人叫他们“孙香山”、“蒋奉化”。因为孙中山属于革命党，是叛逆的贼寇，根本没资格用地名代称。而当蒋介石产生影响力的时候，这种人名代称的习惯已经没了。

 

　　为何会有这种习惯呢？恐怕这与清朝的文字狱脱不了关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的文字狱达到顶峰，大量的读书人因文获罪，导致被杀。各种可疑不可疑的图书被收缴毁灭。当时的社会气氛异常恐怖，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朝内大臣，几乎都不敢写东西了。写日记怕被抄家，书信往来也怕引发祸端。很多人为了避嫌，不敢直接称呼其名，恐留下罪证，慢慢就以该人的籍贯代称。

[责任编辑:沫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