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群体,他们面临着“是市民还是农民”的身份尴尬,“留在城镇还是乡村”的归属尴尬。全国两会上,多位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离乡出来的一代农民,如今不少已奔60岁,就业竞争力正逐渐丧失,必须关注他们的未来安身养老之路。
委员们认为,未来五年将迎来大批第一代农民工“退役”,近40年来农民工福利不完善积累的问题或将集中凸显,值得关注。
物质和精神上都需要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常年在外的达16000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在总量中的比例达17.1%,超过4600万人。
梁伟华委员说,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养老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城市无法为农民工养老,乡村难以承载农民工养老。“据2015年省总工会对珠三角地区川籍农民工生存现状的调查显示,40.5%的川籍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罗茂乡委员说,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险制度仍存在体系残缺、权责模糊、待遇水平低、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致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群体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即便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养老金账户虽然可以跨省流动,但是社会统筹部分不能带走,这就意味着在发达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一旦回到经济较为落后的家乡,养老金收益就要打不少折扣。此外,农村的新农保待遇非常低。
赡养也是个问题。朱家媛委员说,在她所联系的贫困村,很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因缺乏技术,收入很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一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赡养老人乏力。
委员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返乡后,精神上也难以适应乡村生活。
加强顶层设计,解农民工养老之忧
“首要的是摸清底数。”委员们提出,国家层面应对第一代农民工的数量、区域分布、分类结构、归宿地、生活状况、基本保障等问题给予重视并部署专项调研。
罗茂乡委员认为,要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加强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推进养老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制定落实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政策,使其由“碎片化”向“一体化”发展,真正破除地域壁垒,增强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
刘建军委员提出,精准扶贫工作要提前谋划第一代老龄农民工逐步返乡返贫带来的贫困人口锁定数和动态数的变化,按照“几个一批”的思路分别施策脱贫。对尚有劳动力的第一代农民工,应提供技术培训和鼓励返乡创业,或结合当地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项目,引导和鼓励业主吸收其务工,发挥作用并增加收入。“在城镇化背景下,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工留在城市是根本之道。”梁伟华委员提出,要结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推进公租房供应制度改革等方面,向符合条件的第一代农民工进行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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