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儿：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摇号等政策后，车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但是近日一个王姓大妈被爆出其名下竟拥有上千北京车牌，目前这位大妈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
有一说儿：拥有上千北京车牌的大妈不过是普通人，跟寻常的街坊邻里没有什么区别，并没什么神奇之处。之所以会成为“最牛大妈”，不过是她有一个北京户口。“最牛大妈”并不牛，真正牛的还是政策的户籍壁垒，她及那些与她一样的人，其实不过是户籍壁垒催生的“托儿”。如果说，“最牛大妈”畸生的机动车辆管理的政策没有连续性，管理上习惯于户籍的门槛管理，似乎情有可原。然而，类似的“托儿”，在当下在大城市依然有着深厚的土壤。比如，前不久，北京市住建委启动检查，对开发商和中介机构参与教唆、协助“婚托”的行为予以打击。所谓的“婚托”，即是利用假结婚“出嫁”户籍助人购房。
所有的“托儿”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而是直裸裸的“利”。在北京每单购房“婚托”收取费用大约在3万到5万元，而“最牛大妈”出租一个“车牌”据说可达1万。可见，城市户籍壁垒所制造的内外有别，不仅增加了外来群体获取城市资源的难度，也无形中增加了本该平等分享资源的获取成本。
拆取城市户籍壁垒，破解人口正常流动瓶颈，也是保障公民权益平等的题中要义，更是改善社会管理，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大城市在户籍无法全面放开的情况下，在公共管理领域，应逐步淡化户籍壁垒的痕迹，弱化城市户籍寻租的含金量，真正让“最牛大妈”们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