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4 19:10　 川北在线综合报道

　　对话：吴健(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

　　“数字敦煌”为敦煌留住游客

　　南方日报：据了解，敦煌研究院是全国最早开展数字化工作的博物馆之一，在这20多年里，敦煌石窟经历了怎样的数字化历程？

　　吴健：敦煌石窟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目前有400多个。这些石窟既是佛教美术的载体，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这其中的信息是海量的，需要花上几代人去做。

　　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开启时间比较早。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我们的院长樊锦诗女士，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从1993年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技术重组敦煌壁画的信息，这也是甘肃省的课题和国家的“九五”攻关项目。

　　1998年我们去美国考察，和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联合对敦煌石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进行数字化。当时我们只有用胶片的方式定点拍摄，最后无缝拼接而成。在当时来说，这个工程量很大。后来到了2001年以后开始有了数码相机，大大节省了成本，也提高了画质。我们走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一方面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革新，包括提高精度和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真实性、准确性、艺术性等多方面问题。例如，出考古报告、印美术画册、进行临摹、展示或修复保护，它对数字化的要求都不一样，而敦煌对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涉及到。以后我们还要做到整窟的展示，包括石窟的空间结构的三维展示，这个课题就更大了。

　　南方日报：数字化工程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和开发具有怎样的意义？

　　吴健：由于敦煌石窟是不可移动文物，因此数字化的意义和方式，与馆藏文物是不太一样的。首先，敦煌处于大漠的戈壁滩，面临着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且壁画的质地也很脆弱。如果我们将100年前伯希和拍的黑白照片，跟现在同一个位置拍的彩色照片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的信息没有了、模糊了。这还只是100年间的变化，那么下一个100年怎么办？现在还有这么多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计算机技术重组，是最好的一种抢救方法。

　　其次，敦煌每个石窟的空间有限，不能一下子进去那么多人，不然里面的人没出来，外面的人把洞口堵死了。而且游客过多，对洞窟也造成压力，因为空气里带有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还有讲话产生的湿气，无形中对洞窟的壁画构成破坏。此外，敦煌石窟还有光线的问题，一般只能在上午光线好的情况下，能借着太阳光看一看，一般下午去了就很难看到了，只能靠讲解员借助手电筒去讲，一般人去了也可能看不了什么。我们要另建一个多媒体展示场所，让游客通过数字化的展示方式，体验到在洞窟里面体验不到的敦煌艺术。

　　因此，敦煌的数字化工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它要将整个环境和自然都考虑在内，解决保护和利用的矛盾，而且尝试去吸引更多的游客。

　　网络让观众摸清博物馆家底

　　南方日报：您怎样理解博物馆数字化这个概念？ 吴健：博物馆数字化从微观层面来说，就是指馆藏文物如何通过映像采集重组的数字化技术进行展示。但这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认为，数字化不应局限于“博物馆数字化”这个叫法或体系，而应该称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不管馆藏文化、石窟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属于文化遗产。从这个着眼点进行推广、应用和展示，这应该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南方日报：数字化工程，您认为还存在怎样的问题？ 吴健：我们最近在欧洲的一个博物馆看见有3个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一部二战时的老片子。电影也不短，有十几分钟，这说明它是个老少皆宜的东西。《猫和老鼠》谁都爱看，这是因为它的情节打动人。这就是人家做的软件，能真正地感染观众。博物馆也应该尝试去吸引游客，不要说“数字化是假的，这么不对”。我们不缺资源，关键是这个资源怎么去做。我们不能仅仅有米有菜，怎么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才能体现我们的工夫。

　　现在即便有钱了，也不一定都能做得出什么来。有些东西不是拿到钱就能做的，而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将学科以外的新技术结合进来，考虑怎么接纳它，吸收它的精华，而不是拒绝。

　　南方日报：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信息欠缺公开化，数字化是否能帮助博物馆管理的规范化？

　　吴健：我们现在主要缺乏互联网的宣传。观众应该首先从互联网知道这个博物馆。文物单位应该首先通过数字化能摸清博物馆的家底。有了家底以后，就可以整理出科研的数据、游览的数据等。例如法国的罗浮宫，只要点开几个页面，我就马上能知道他们有多少件藏品，而他们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藏品在什么区域、在哪个厅，还可以了解这背后的许多故事。我们现在达不到这种服务，表明我国的基础数字化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

　　“以文养文”为博物馆提供资金出路

　　南方日报：您认为国外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吴健：国外博物馆的数字化开发得比较早，他们有他们的成功之处。但国情不太一样：他们更注重版权，也更注重商业价值。而我们的文物系统受束缚的就在这个观念上。国外靠影像是很挣钱的。例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他们一年的影像创收就能折合人民币几千万元。因为他们有法律、有版权、有协议。你要多少，我卖给你多少，但是在中国你敢卖吗？卖了一个，就有人拿出去盗版了，怎么办？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有文博单位的一个困惑，大家都怕资源流失，大家都不敢开发。

　　南方日报：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突破？ 吴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解决观念上的停滞。敦煌也已经开始做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实体，叫做“甘肃恒真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就是做数字化产品的：一方面数字化工程，一方面是数字化衍生品。这些可以带动数字化发展，也可以将收入投放到文物保护里面去，以文养文。

　　现在工作人员可能会埋怨：“我一个月就这么几千块钱工资，反正就这些活，你要干嘛就干嘛。”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现在要突破这样的瓶颈，就把应该要再大胆一些，将我们好的数字化产品，经过包装和设计，作为多媒体的文化衍生品投放到市场上，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这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发展。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