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陶瓷文化母国和陶瓷文化输出大国，其发展途径肯定是和日本、欧美不一致的，也必然会有许多他们所不及的新创造。如在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就有一批新安派文人画家介入画瓷，以画家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表达，取代理性思维的陶瓷装饰设计，建立了瓷上浅绛彩的陶瓷绘画形式——当时称之为“瓷画”。这种以艺术家的主体创造意识为主导的艺术形式，是把器皿和瓷板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应该说，这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种新的突破。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画家来到景德镇画瓷，坊间称之为“景飘”。而景德镇亦有大量制瓷工人，到各大城市设点，满足各地画家画瓷的热情。这种“瓷画”热情的产生，难道是空穴来风?是这些画家仅仅把国画搬上陶瓷而已?事实上，画家们在瓷上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不但建立了自己丰富的艺术语言系统，而且还有许多特殊的表现方式，是国画、油画无法表达的。可以说，陶瓷绘画的综合艺术表现力，已经远远大于国画。为此，上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专家教授们，提倡陶瓷装饰设计固然无可非议，但反对“瓷画”，却属偏颇。这种偏见不但见于50年代，并且一直影响至今!黑格尔有句哲学名言：凡存在即合理。中央工艺美院这一“拿来主义”的学术思想，以区区日本陶瓷艺术文化格局，套在中国陶瓷艺术文化之上，就不免如削足适履，叫国人有切肤之痛!这是缺乏文化自信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侏儒现象。
对“现代陶艺”中洋奴思想的批判
当我们今天重提对“洋奴思想”的批判时，已不是站在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无知地拒绝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和它的入侵。恰恰相反，我们今天已能站在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高度，有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重建东方文化系统的知识和经验。但是，随着大量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并不排除部分国人、部分领域有囫囵吞枣、盲目跟风的民族文化自悲心理!譬如，对西方的艺术革命并由此产生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文化，国人还缺乏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文化层面、哲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来加以认识!欲速则不达，一个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革命“颠覆”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西方艺术文化也在革命的“颠覆”中乱了方寸——在经过后现代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之后，已找不到方向了!最后，革命所建立的庞大利益集团，不得不在理论上进行妥协，提出“艺术进入了多元时代”。并对他们过去“造了反”的架上绘画、架上雕塑——那些被他们视为死亡了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艺术形式，不得不承认它们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但他们还牢牢抓住“当代性”这顶具有霸权思想的冠冕——只有那类在对艺术本质的表现上，显得简单、空洞、苍白而又与“众”不同的 “语境”，才是“当代”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也包括“现代陶艺”。然而西方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具有文化霸权色彩的利益集团，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因为靠革命强势和文化霸权强势，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片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态系统!
“现代陶艺”的出现，如同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一样，因为颠覆的是艺术文化的灵魂——艺术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因此，“现代陶艺”中的许多作品，依靠的是强势宣传，强势“阐释”，才能获得暂时的存活。但因为缺少文化共性，就无法与他人沟通，只能成为“艺术家”个人的窃窃私语。面对这类作品，当人们说“看不懂”时，它体现的不是陶艺家的“观念”的“高深莫测”，恰恰相反，体现的正是陶艺家的肤浅、单薄和空洞。这类所谓“当代艺术”中的“现代陶艺家”，所展现出来反理性的人的“自我膨胀”，正是把艺术接受对象 ——受众，看成是艺术的“群盲”，文化中的“低能儿”——是他们改造的对象，而他们却是“上帝”。这种状况，把文化中的是是非非也给彻底颠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