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魔术箱

小说的魔术箱

　　小白

　　黑色小说《双重赔偿》创作于1936年，是美国作家詹姆斯.M.凯恩继长销书《邮差总按两遍铃》之后的作品。在《邮差总按两遍铃》中，那对爱人/罪人多多少少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情侣，很少受到证伪法则的拷问，但到《双重赔偿》，那对情侣则要面对一个充斥着不利证词和错觉歧义的复杂局面。

　　将一个通奸加谋杀的市井案件投入小说的魔术箱，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作者到底需要何种禀赋？司汤达那样一颗英雄主义的心灵？但二十世纪的纽约或者加州城市，并不适合让这样的心灵浪漫地跳动起来。尽管，或许凯恩多多少少也拥有司汤达那种女性化的浪漫倾向，在詹姆斯.M.凯恩的《双重赔偿》里，当沃特·赫夫想让电影院引座员牢记他，以便获得“不在场证明”时，他伸手扣上她制服最上边的那颗纽扣——这个喜欢伪装成花花公子的现代都市化于连。

　　对复杂人性心理的透彻理解？与司汤达不同，凯恩处理的是二十世纪病态心理医学背景下的人格。像现代心理学这些事儿，凯恩知道的不少，虽然他说得不多，以免让人觉得他“有学者派头”（保险公司案件调查负责人凯斯曾对赫夫说过这话）。但他对诸如无意识词句、微表情这些东西的捕捉能力，看起来不亚于一个专业心理医师。《双重赔偿》的男女主人公讨论作案计划，她说让那个将被他们谋杀的丈夫不好好卧床休息，却绑着石膏出游会有危险（会影响愈后伤腿的长度）。这是在状写女人的愚蠢和迟钝？还是在揭示病态杀人狂无法分清生死界限的危险心理状况？

　　我们要说，一个二十世纪的爱情小说作者，最最要紧的禀赋是那种无计消除的深刻疑虑。一种大大超越司汤达式疑虑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当司汤达不允许他的女主人公阅读爱情小说时，这种疑虑已在十九世纪微露端倪。电影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向凯恩不断提起loverack，他只是想在好莱坞电影里清除公园里的爱情小路。但在凯恩，loverack变成一个拷问爱人/罪人的刑架。充满怀疑的拷问者采用的是证伪法则，受刑者证明自己在相爱，并不会让他满意。在作者的不断追问下，他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自述证据、排除疑点，推翻读者观众们认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爱情的坚定判断。

　　如果说上一部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凯恩尚未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小说里那对爱人/罪人（法兰克和蔻拉）多多少少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情侣，他们很少受到证伪法则的拷问。尽管这对情人常常因精神折磨而短暂分别，但这总会让欲火烧得越旺。尽管后来两人动辄暴烈争吵，但回回都以疯狂 来收拾残局。甚至当法兰克想要在海里淹杀蔻拉，那几句关于乳房的海明威式的对话（它甚至让我们想起海明威某部小说里一对情侣游泳时关于头发的对话），迅疾让杀意烟消云散——

　　“我喜爱它们，它们很大么，法兰克？”

　　“今天晚上告诉你。”

　　但到《双重赔偿》，那对情侣要面对一个充斥着不利证词和错觉歧义的复杂局面。这部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有代数学般冷静的头脑，以至于在步步为营的叙事里（以精于计算的保险推销员赫夫的第一人称视角），情欲有时候似乎变成谋杀方程式的冗余之物——当读者聚精会神参与演算，则对此自然而然视而不见。读者甚至无法确定这对情侣究竟有没有上过床（“干完所有的事”里包括不包括这件事）？

　　这一次，作者对他的爱情小说当事人反复举证质疑。决定性的不利证据有这几条：她在与他合谋杀害丈夫之前，就已谋杀多人（在纽约市施耐德案件里露丝曾七次设计谋杀她丈夫）。他承认（他意识到）他已（真正地）爱上她的继女（继女是对小报故事人物设置的一次灵巧改装），他甚至为那小女孩而甘心去自首供述杀人重罪。《邮差》里的男主角未能实行的杀人灭口，《双重赔偿》的女主角几乎完成，她确实开枪射杀赫夫。当文森特·劳伦斯向凯恩讲述露丝送给亨利一瓶加入大量砒霜的葡萄酒时，小说家听到的是决定性的叙事动机。这是最强烈的拷问：你爱不爱一个杀你的女人？这问题一旦解决，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本能》里，迈克·道格拉斯再次面对时时刻刻想要用冰锥刺杀他的莎朗斯通时，就好办得多。

　　小报上的纽约通奸谋杀案里，露丝和亨利的情欲关系毁于法庭上的互相指控，凯恩小说里发生在加州的通奸谋杀案，其男女主角的爱情几乎也要毁于互相的残害和告发。挽救这惊悚都市爱情叙事诗于小说结尾的，是那个凯旋般的双双自杀。这自杀不在假定叙事者的视角之内，但你若相信自杀会成功，你就相信城市里仍然有爱情。

　　那个“小报谋杀案诗人”（Apoetofthe tabloid murder）的说法，来自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有一天，纽约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跑来告诉凯恩，说他自己早上去看庭审——那是个奇异的感觉，当你闻到那个女人身上的气味、擦过她的衣角，却确切地知晓，这个女人即将被送上电椅。凯恩听到这个说法，大概就像是听到诗歌般的韵律在向他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