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4年之后，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的总厂建成，在河南路口的总店五层大楼也相继建成，编辑所及印刷所全部迁入。印刷机器多达数百台，陆费逵很大气地进行印刷设备的更新，添置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凭此一举，中华在全国彩印方面跃居领先地位。
有趣的是，中华书局总店紧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在后来的时日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双子星”。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华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对商务形成了挑战。两家在所有的出版领域都形成全面竞争的态势。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出《辞海》我则有《辞源》。最有名的竞争是，商务创办了有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在创业之初就有相应的八大杂志与之对峙。
熊月之认为，从这里最应该看到的是竞争的好处。从晚清一直到解放前，全国有75%到80%的书是在上海出版的，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同书局、开明书局等等出版机构林立的情形。“据统计有过出版机构名称的大大小小有600多家之众，虽然有生有灭，但总体上一直有那么多。我以为那么多的书店、书局，有利于好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形成品牌。社会也能够从出版社的竞争中得到好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知识经译介出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其中包括了后来改变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啻说也是书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一个群组式的、整体性的联动发展，就是所谓的文化、经济、社会‘共生’现象。”
在性格上，人家常说商务印书馆先做开天辟地之事，有理想主义；而中华书局奉行实用主义，有灵活性。这“灵活性”里浸透着一种强烈地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有个小故事：陆费逵有时亲自站柜台，某日有一顾客在书画柜购买字帖一本。在营业员包书空隙，陆费逵主动上前告知顾客，另有新出书画多种并逐一加以介绍。最后顾客共买得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次日，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买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答曰：“是即敝人也！”
熊月之说，在市场策略上，中华书局采取的是一种“紧跟”商务印书馆的策略。她并不以紧跟为耻，但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照搬，是有超越意识的紧跟。比如《辞海》就针对商务出版的《辞源》而编辑出版的。这本大型工具书的组织编辑历时达20年之久，主持者数易其人，也数易其稿，先后从事者凡百数十人。请舒新城出马是《辞海》最为关键性的一着棋，因为此后是书编纂改弦易辙，变更方针，以收新词为主。发排前夕，为该书题写书名，中华诸人四出活动，陆费逵也亲自出马奔走于书法名家之门，得到不少法书妙墨，但由于所得太多，碍于情面不好定夺，最后集古碑而成。中华的这本《辞海》，因为较商务《辞源》后出约20年，取其长而补其短，销售数量远远超过商务的《辞源》。
商务与中华竞争出版工具书、古籍书对照表 商务出版
《新字典》（1912）
《学生字典》（1924）
《国音字典》（1919）
《国音学生字汇》（1919）
《辞源》（1915）
《综合英汉大词典》（1928）
《四角号码词典》（1929）
《四部丛刊》（1919-）
《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
《丛书集成》（1935）
中华出版
《中华大字典》（1915）
《新式学生字典》（1917）
《国音普通字典》（1921）
《中华新式字汇》（1924）
《辞海》（1936）
《中华汉英大辞典》（1930）
《中华百科辞典》（1930）
《四部备要》（1920-）
《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1930）
《古今图书集成》（1934-1942）
■古籍出版善莫大焉
梁启超曾说：“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上世纪20-30年代，受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由商务印书馆发端，中华书局紧跟而上，尝试用现代出版技术来出版中国古籍，形成一个鼎盛时期，推动了古籍的新整理。解放后，中华书局因为在古籍出版上的影响力而承担了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商务印书馆先出《四部丛刊》影印本。影印的好处是和原书一模一样，但印出来厚，成本也高。中华的《四部备要》就采用钻印，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并选取了买断专利的杭州丁氏兄弟‘聚珍仿宋体’，字体虽小而勾画清楚，造型秀丽，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华书局做事情就是这样，既为读者省钱，又为读者提供好的产品。”
在出版时，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的鲁鱼亥豕，错误百出。中华针锋对麦芒，在预约样本中说可与宋椠元刊媲美，并刊出广告，说自己的《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错误，不像影印古本，有以讹传讹之嫌。中华进而在《申报》刊出广告悬赏，如有人能在达2亿字之多的《四部备要》中指出错误，“正误一字，酬银10元”。后来果然有读者来信指出其中错误，书局即付出酬金数千元，重印时得以改正。
在中华传统中，刻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当，有行善的意义在里面。回看半个多世纪前的出版，熊月之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兼顾，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问题。陆费逵曾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 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他觉得社会要发达，教育不能不发达，书业不能不发达，书业和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一批出版人的境界是比较高的，出版家和书商的区别就在这里。”
■图书馆典藏沉睡的记忆
现在存放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身为中华书局图书馆）内有一批名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征询表格。这是19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向社会发出的，回邮地址就是中华书局。数量相当多的征询表填好后，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寄到舒新城手里。其中有两份在建国后上缴了文化局，后被上调北京，分别出自毛润之和恽代英。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当时的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有服务于民众的意识，都设有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华书局在原有藏书楼的基础上，于1925年扩建了自己的图书馆。藏书用钢架，送书用电动机，藏书三十余万册，并设立理化实验室、教具标本陈列室，非正式供应沪市学校免费实习。除了自己购买、收藏的书，在1937年到1949年之间，有蒋汝藻、郑振铎等藏书家在躲避战乱之间，把自己的藏书暂存在他们所信任的中华书局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你还可以看到《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的5000册雍正年间刻本的原本。原本的经历非常传奇，是从康有为手里买来的，为了提高影印的效率，中华书局将原本拆散，以原书九面拼裱成全开大张，每页底稿与现今全开报纸差不多大小，投入大量人力对原本进行描修，用白粉涂去墨污，所以缩小拍照制版胶印后，字体虽仅老五号大小，也还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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