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
初识杜老
1979年冬初,我刚到《农民报》当记者一个多月时间。某日,社长苗沛石到记者部问:“谁手头没事儿,去农委给杜主任送审社论清样。”我被抓差,蹬车就走。杜老正伏案看文件,见我进屋,随口问:“你是《农民报》的?”“我刚去不久。”“原来干什么?”“插队。”“多长时间啊?”“十年头,八年整。”“时间不短啊。谈谈,有什么体会?”我看杜老挺随和,应声而答:“农民太苦,农村太穷,国家农业政策制定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喔,这是一条,还有第二条吗?”“有。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事实上,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生活,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杜老看看我:“把清样放下吧,我看过后派人送回去。”我走了。一周后,我接到调令,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500亿元的调研
1980年春,某日,杜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上午到(姚)依林同志那里开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投资1500亿,让农委拿个方案,你去考虑一下。”我当时是个刚到农委工作才几个月的普通工作人员,有点发懵,心说这老爷子真敢放手用年轻人,这题目太大了。杜老盯着我慢悠悠地说:“干政策研究这行,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并不真懂。”我回去琢磨了个意见,请农口各部局(水利、农业、林业、畜牧、水产)财务司或计划司各出一个处长,由农委政研室两个副主任牵头,组成调研小组,用了大半年时间,跑了中国不同类型的地区,广泛征求意见,编出了一个建议方案。杜老看了方案,满意地说:“关起门来拍脑袋治不了国,调查研究好。”然后讲了一句至今我仍作为警言的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你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两害相权取其轻
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方兴未艾。内参上反映内蒙古出现一些集体资产流失、农业机械拆分废弃的情况。杜老看后,把我找去:“你去趟呼和浩特,找周惠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谈谈,听听他的意见。”我见到周惠同志,一个饱经沧桑仍精干决断的形象,他向我详细谈了他的看法。我回京后向杜老转述了周惠同志的意见,杜老乐了:“周惠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不能什么都要,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吃饱肚子是第一位的。那么大的一场改革总会有些损失,只能抑制,无法求全。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来农民生活好了,生产发展了,还会联合起来搞机械化,但那会儿是自愿联合,市场和经济意义上的联合,会是一种新的形式。”
拨鱼儿
1980年夏,某周末上午,杜老约我去他家谈事。杜老家中,猫多、味重。那天就老爷子一个人在家。谈完事,中午了。老爷子说:“在我这儿吃饭吧。”我纳闷儿,谁做饭啊?老爷子拎起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了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切拨,告诉我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潇洒走一回
20世纪90年代初,杜老退休了。我那时下海在广州创业,杜老到广州来看我。白天逛景,晚上聊天。老爷子精神得很。某晚,散步至一个“迪厅”门口,里面一个大厅,人不多,能唱能跳。老爷子唱了一首“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当时挺红,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有人哼几句,但真没想到老爷子也会,时尚!唱得好不好另说,但透出一股青春活力,洋溢四周。再回味歌曲结尾几番重复的“岁月不知多少人间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的词句,似又有通透人生的领悟,令我咀嚼不已。一会儿,曲响,舞起,杜老也随曲跳了起来,只是姿势特异,先提一只脚,蹦,然后放下这只脚,抬起另外一只脚,再蹦。我说,您这是在锻炼哪,杜老嘿嘿一笑:“别人跳狐步,我这是猴步。”
布置作业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杜老麾下工作数年,受益良多。老爷子90出头高龄那会儿,我去看他,还在伏案看文件,盯着我着重嘱咐:“有两桩事尚未破题,一是如何用市场机制激励人,二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你们要努力。”这话应该是对台上人讲的,我已是一介草民,散仙,能做的就是把杜老的心愿逢人必讲,广为扩散,努力使其成为大家的人生作业。(作者系北京金同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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