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地里，莫言这样走来（附照片）

　　叶开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中，莫言的写作像推土机一样强劲有力，他翻耕过的田野，散发出高粱酒的香气、青草的香气和饽饽的香气。

　　从娘胎里落到尘土上，嗷嗷成长，莫言的身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在土里生，在土里长，他对土地的爱恋和憎恨同样强烈。他对自己家乡充满了逃离的渴望，真正离开这片土地后，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割断对家乡的依恋。

　　小时候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并非一切都不堪回首。对于儿童来说，在探索中饱食终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

　　从大街上扫来尘土垫在产妇的身体下，这种习俗似乎暗示着人的生命从土中而来，因土而生。同时，也昭告着这样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卑贱如土的生灵。惟其卑贱，才有野草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莫言生不逢时。当他开始长身体需要大量的食物和营养时，遇到了六十年代的饥寒交迫的粮食大匮乏。乡村的孩子变成了啮齿动物。

　　少年莫言和同龄猴孩们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他们大冷天的还光着屁股像小狗一样四处游荡。他们的身上没有多少肌肉，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肚子薄得透明，里面的肠子蠢蠢欲动，肚皮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许多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他们的美味：

　　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

　　莫言神乎其神地说，他的一个儿时伙伴后来当上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当一种需求上升为人类的基本和终极追求时，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人们的特殊的能力就会不断地被强化。啮齿能力，就在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食物的过程中，得到了突出的发展。

　　莫言小时候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并非一切都不堪回首。对于儿童来说，在探索中饱食终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少年时代的莫言和伙伴们的食物探索过程，继续向着匪夷所思的境界进发。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村立小学的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他们这些小孩那时候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的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制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这种珍贵的历史镜头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

　　1966年莫言辍学，1973年莫言通过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三叔的关系走后门在厂里当上了季节工其实就是临时工，最早的民工这期间有七年的漫长岁月，少年莫言从十一岁到十八岁，都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农民，又或者说，是一个不称职的、称号光荣实际上极其压抑、一直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公社小社员。他先放了两年牛羊，接着下地割麦，又接着去参加挖河修桥的劳动。从十一岁小学毕业开始，他就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在丈量和熟悉着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

　　莫言的家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

　　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压韵。

　　这种和自然界交流的方式，充分地开拓了莫言的阅读视野。这种开拓，显然也不是莫言自己要求的，而是天赐的，是一种命中注定要让他的各种感官得到充分开掘的基础训练。

　　莫言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遭到了生产队会计的嘲讽和批评，说他这不是搞生产，而是搞破坏。四叔只好不让他割麦，让他到割麦的大人后边捡麦穗，还是个边角料的活。这件事情让小社员莫言非常委屈，心里也难过。晚上回家，他向爷爷诉苦。这位方圆几十里地鼎鼎大名、死活不肯加入生产队的庄稼老把式听了，第二天不动声色地来到了田头。生产队那些后辈油子们大多听闻过管遵义老人家的光辉历史，见他来了都心里紧张。从前请他到田边指导他都不爱搭理，这回儿现了真身了。他老人家原来在自留地里干活，好多人都来参观学习，他的割麦成了一种表演，很潇洒，也很得意。莫言说他的镰刀磨得好，看不到手和麦子怎么接触，后面一个麦穗都不掉，麦茬子贴着地面，后面是一排列队士兵似的麦个子。老人家割麦时顺手把麦子一揽打个活结，成一个漂亮的麦个子，整整齐齐地躺在后面，那活确实漂亮。不像低手割麦，像拉羊屎似的，掉得满地都是麦子，后面还要人捡麦穗。

　　莫言的爷爷把干活上升到了一种劳动美学的高度。莫言对自己爷爷的崇拜，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神奇，这位仁慈的老者成为他进入自己故乡的最为有效的捷径。

　　七年不是一瞬，小社员莫言在农村里劳作的苦与乐，显然一言难尽。那时候的劳动更多的当然是苦，只能苦中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