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24 12:42　 四川在线

　　编者按:让我们回到1968年吧,那是一个全世界年轻一代团结起来对抗国家权贵统治的年代:“他们的梦魇就是我们的美梦”巴黎学生的街头标语。推荐:《1968年:反叛的年代》。

　　《1968年:反叛的年代》 作者: (英)塔里克·阿里 / (英)苏珊·沃特金斯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称呼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处于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时代。在此种时代情绪中,产生了一群新的“大众人”:由于物质已经相对丰富,使得他们从一出生起就在享受着文明的各种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只会放纵对各种资源的予取予夺,而丝毫不考虑为创造这种文明所需的种种艰苦努力。他们同时又是极度自负和拒绝服从外部权威,他们“干涉”一切并强力推行自己的观点,但却不愿将自己的观点置入可以争辩的环境中,而倾向于诉诸“直接行动”。

　　仅从特征而言,它就像在描述我所见的80后一代的新新人类。他们具有天生的优裕感,认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成果就像是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取之不竭,而且完全“免费”;他们较少珍惜,较少感恩,较少谦逊,较少尊重;拥有个人理想,而缺少国家理想,易被激怒,冲动而不计后果——这个和平年代的一切因果都可归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利益关系。

　　这是一个只有和只需要“小我”的时代。

　　所以一切带有叛逆、自由和民主特征的——呐喊、游行、焚烧,甚至诗歌、文学、表演艺术,都成了消费的对象。

　　唉,还是让我们回到1968年吧。

　　这是一个全世界年轻一代团结起来对抗国家权贵统治的年代。

　　——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恶行激起了从美国本土远到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年轻人的愤慨,约2成名示威者高呼“胡、胡、胡志明”并举着那个瘦弱的留着山羊胡子的越南人的画像走过西柏林的街头,虽然他们终其一生都不会因为其时的行为而被后者当面道谢;

　　——意大利学生们罢课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自由研修类似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课程。为此,他们决定占领一所教学楼,但警察使用起了催泪瓦斯。

　　——因为当局禁止了一部名为《先人》的戏剧的演出,4000多名华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作家们召开会议抗议严格的审查制度。

　　——巴黎西北郊的南代尔大学的学生们于3月22日夜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办公楼,他们整个夜晚都在讨论学校官僚与政府之间、阶级统治的本质与镇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天早上,他们被警察驱逐。

　　这些仅仅是那个混乱一年的开始。接下来的数月,美国忙于应付越南战争和国内的黑人争取权益浪潮;法国则在5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街垒战斗;8月,西方各国的青年学生冲击苏联大使馆,抗议对捷克共和国的入侵。全世界各个 的权贵官僚统治阶层:美国的约翰逊、法国戴高乐、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老 者撒拉查和继承人卡塔诺、墨西哥屠夫奥达兹、巴西总统西尔瓦、希腊的军政府上校们……成了60年代反叛一代共同的敌人。

　　这是一个充满暗杀、暴力、阴谋和无耻的年代。在1968年开始的三个月前,切·格瓦拉的尸体被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秘密埋葬在玻利维亚雾蒙蒙的山谷里;4月4日,一个怡人的夜晚,空气中散发着美国南方春天的气息,39岁的马丁·路德·金在旅馆的阳台上被 ;一周后的西柏林,西德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领袖达奇克倒在了血泊中;6月6日,24岁的巴勒斯坦人斯万把一串子弹射进最有希望赢得11月总统大选的罗伯特·肯尼迪。

　　心惊胆战而又残暴无情的统治者不惜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来镇压不满的年轻人。“他们的梦魇就是我们的美梦”——巴黎学生在街头涂上这样的标语。

　　1968年的布拉格让我落泪。在精神气质和信仰上,我们都与那一代人越来越远,在1968年所有的反叛故事中,惟布拉格让我落泪。

　　强硬的苏联——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和其华约组织希望熄灭掉在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自由主义气息。双方的政治谈判将在7月29日举行,无数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递交给捷克 中央委员会,给谈判代表团成员:“不要忘记你们也是祖国的一分子,请用行动和言辞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坚持自己的道路……失去这最后的机会将是我们的悲剧,我们信赖你们。”

　　教父来了,但捷克没有屈服。事态很快演化到8月20日晚上23:30,捷共主席团还在讨论是否举行党内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将意味着改革派全面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时,一位高级官员被悄悄叫到一边听电话,回来后脸色苍白,看起来完全被击垮了,他坐下来,示意正在讲话的人停止发言。然后他说:“我刚刚得到消息,华约组织的部队已从多个方向侵入我国境内,我们的国家将在凌晨6点钟的时候被完全占领。”

　　早上5点,一辆苏联坦克沿着维尔塔瓦河右岸驶过来,停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并将炮口对准了这座典型的社会主义风格的建筑。士兵们破门而入。一群反对入侵的示威者走来,唱着捷克的国歌《哪里才是我的祖国》,在距离苏联部队不到10步的时候,部队得到了射击的命令,士兵们向空中齐射——只有一个站在队伍末端的士兵射向了人群,一个年轻学生向后倒下,血流了出来。

　　捷克国民大会主席斯莫尔可夫斯基目睹了这一切,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苏联大使的电话:“你要为溅出的鲜血负责!”一名苏联士兵很快抢过电话并把它摔得粉碎。

　　这些捷克领导人被驱赶着走过黑黑的走廊,三三两两地被转运到不同地方,最后,他们将在莫斯科相遇,那里有一份准备好的文件等着他们签名。与此同时,捷克电视台还在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苏联入侵的画面。许多苏联士兵发现,他们占领的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在随后几周内,莫斯科不得不增派200名特警,以平息自己军队中的不满。

　　地下抵抗入侵的运动开始了。标语、海报被撕毁,然后又像变魔术地成倍出现。卡夫卡市所有街道和标志和门牌号码都不见了,占领军不知道去哪里搜寻名单上的被通缉者。秘密电台在不停广播,苏联派了一列载有特殊无线电干扰设备的火车赶往布拉格,沿途人民使用各种方法阻止这列火车行进,最终,这批干扰设备始终没有到达布拉格。

　　被运送到莫斯科的捷共领导人最终还是在一份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当被囚禁者回到国内时,“自由捷克”向全国广播了捷克军队的呼吁书:“我们曾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谈判结果,但我们从未抱有任何幻想。现在我们吁请全体国民,……请你们保持冷静和谨慎,我们并不束缚你们的思想,但你们在采取行动时一定要三思而行。”5000人聚集在万塞洛斯广场游行,他们每25人排成一排走向国民大会大楼,高喊:“我们不愿跪着苟活。”

　　当晚,捷共 领导人杜布契克含泪向全国发表讲话:“……我们已经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我们必须权衡轻重。”人民倾听着他的讲话,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们共同签署的那份反击苏联专制主义的“宣言”:

　　“于是我们国家在走过了几世纪的艰辛道路之后,终于迎来了孕育希望的时刻。现在,我们可以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欠发达国家的临时选择,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惟一出路。

　　“我们本以为我们的行为一定会赢得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同情,然而,我们却被指控为叛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