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被遮蔽的时候——关于中国新艺术的历史书写(2)

　　历史事实是挖掘和揭示出来的。正像人们都知道星星画展，却不知道在此之前，1979年，重庆画家薛明德和贵阳五青年先后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举办画展。而星星画展正是受后者启发的结果。星星画展得以走向前台，乃是以瓦解和屏蔽“贵阳五青年画展”为代价的。历史需要不断重述，但重述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一批又一批机会主义者蚕食历史，而是为了在重新考查和重新审视中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性追求这一重要维度，历史书写就只剩下了名利场。——当然，名利场的历史书写现在而今眼目下正流行于中国。

　　追求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历史既然表现为时间过程，它就自然有一种修复能力，可以通过不断发掘出来的事实给予写作者以警告与警省。林肯说，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没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这就是历史对个人的威慑作用。敬畏历史是历史书写者的基本道德。人类的一切进步最终不过是道德的进步。道义、良知、诚信与责任乃是史家的第一天性。我不相信一个论文剽窃者可以写出真实而有价值的新艺术史。

　　前面谈到历史阐释的主观性，在事实描述特别是事实考据层面需要加以克制。这并不是说，历史书写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新历史主义恰恰是认识到描述与阐释的主观局限，才提倡多维度、多方法、多角度甚至通过复线、对比、注疏等多元化、差异性的历史书写，去揭示和彰显历史真实。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场域主要是历史分析，但即便在此，事实仍然是分析连接真实的基础。比如对吴冠中的分析，一般只讨论到其形式美、抽象美论争对八十年代艺术的革命意义。但通读吴冠中著述，你会发现他谈到形式美极多而谈抽象美甚少，这说明他对现代艺术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一篇《风筝不断线》的创作笔记总是被人反复引用，用以证明艺术和生活、和人民的联系，却没人提及吴冠中在另外的文章中，同样用比喻谈飞行之物，不仅可以用线牵着，而且也是“可用遥控”的。所以“风筝不断线”一说于抽象美而言，恰恰是吴冠中对抽象艺术缺少深入认识的证明，以致其形式美研究既缺少“美”的突破，又缺少对形式问题的理论认识。吴冠中作为艺术家倒也无可厚非，但涉及八十年代艺术史上的重要讨论，则不可不在历史分析中认真仔细地加以辨析。

　　人们都知道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对新历史主义而言，一切历史也都是当代批判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自我批判和历史书写者的自我批判，在今天的历史写作中乃是十分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