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在萧华将军的回忆录里看到过这样一段记录。
两位南方战士在雪山上问首长,雪是什么样的,他们没有见过雪。首长就告诉他们,雪像天上落下来的面粉,只是没有面粉那么白。旁边一个小战士又问,雪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云?
我当时看到这里,热泪盈眶。
围读剧本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从史料中看到的点点滴滴拿出来,跟导演交流。在合适的场景,大家觉得可以放进去,我们就会进行调整。有时候,一场戏围读下来,会出现两版、三版,甚至四版不同的拍法。
这还只是静态的围读。等到剧本形成一个相对确定的版本,我们会把它交给编剧,请他们从编剧的角度再把把关。哪些地方可以,哪些地方还需要拿捏,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意见。

然后,我们进入拍摄现场。看着道具、场景和演员调度,我们可能又会突然发现,某一句台词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说?某一个地方是不是还能再调整一下?
这样一来,又会产生新的碰撞,导演可能又会得到新的启发,我们就继续修改。甚至在全景、中景、近景这些不同景别里,台词和表演也会有一些微调。
每一版现场飞页,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裁剪下来,贴在自己的剧本上。
所以,现在这本剧本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文学文本了。它记录着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怎样一步步演变成一个影像作品,记录着整个二次创作的过程。对于我今后的创作来说,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大宝贝。
我也想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话。
我知道,今天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我恳请大家,能够把自己弥足珍贵的耐心分一点给《伟大的长征》,分给我们这群热爱长征、热爱戏剧的人。
我们一起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也一起试着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究竟是从何而来?
魏笑宇:在27平方米里重现遵义会议
如果说长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重头戏,那么遵义会议就是长征这段历史的重头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把遵义会议的创作提到了最高级别。
其实,留给我们的遵义会议史料并不是特别多。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在长征途中遗失了,至今也没有找到完整、详细的记录。
我们拿到的史料,一部分来自参会人员的回忆,一部分是张闻天在会议结束后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有一部分是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形成的遵义会议提纲。
这些史料,在此前很多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都已经从不同角度展现过了。
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就是,《伟大的长征》应该怎样写出属于自己的遵义会议?怎样把这场发生在九十多年前、一间仅仅二十七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发生的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件呈现出来?

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包括陈晋老师、导演、演员,都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总体方案。
首先,要坚决确保史料准确。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依据历史逻辑,对整场会议进行全景式的戏剧演绎。同时,根据每一位参会人员的历史特性,塑造他们在会议中的表现。
其次,我们把整场会议结构成一部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民族交响乐。它有起承转合的节奏,有不同的阶段的乐章,有序曲,有高潮,也有尾声。
最后,永新导演有一句话,叫作"天下好戏,唯真不破"。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个创作原则,用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物,去写真实的情感。
无论是史料的取舍、加工,还是剧情的呈现,都围绕着这个原则展开。
整部剧本修改到第六稿,我们才开始开机拍摄。遵义会议这场戏,又是在第六稿的基础上继续修改了五版。
我们付出这么多努力,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创作,给观众呈现一场完整的、独特的、精彩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伟大的遵义会议。
刘国华:"大巧若拙"的创作追求
我们希望通过艰苦的拍摄和精彩的呈现,让全国观众与我们形成精神上、信仰上的交汇与交融。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也希望能够回应时代提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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