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从“芝麻官”做起,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封疆大吏。就在海瑞死前三天,兵部送来柴火银子,一算多了七钱银子,他还让退回去。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到海瑞的住所,只见葛帏敝帐,有寒士所不堪者,为叹息泣下”。同官替他清点遗物,全部家财只有薪俸银一百五十一两(一说只有十多两),绫、绸、绢各一匹。“贫无可给棺椁,士大夫醵金以殓。士民哭公至罢市者数日,祭于涂,累数百里不绝。”
3、职级很低,甚至是未入流的“临时工”,都有了弄钱的机会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式的大官巨贪,经常创造贪腐史上的新纪录。不过,俗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小官小吏也能大贪巨贪,其贪腐的数额与其职位之悬殊,也让人惊诧结舌。
由于吏员熟悉法律条文和工作流程,能够代官理政,小官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领导不得不迁就倚仗。尤其是中央吏、户、礼、兵、刑、工等各部吏员,虽然职级很低,甚至是未入流的“临时工”,领导要么不懂审计、财务等专业知识,要么懒得去管具体的事务,审核权、批驳权落到书吏手里,就有了弄钱的机会。
嘉庆年间的书吏假印案,就是这样来的。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工部书吏王书常伙同铺户蔡泳受等假捏盛京等处修理旗台,利用伪造的工部公章,赴库领得绸缎颜料等物。吃了甜头之后,胆子更大,他们或捏造大员姓名,反复向内务府、户部支领库银。
至嘉庆十四年案发,他们共作案十四起,冒领银数共计5万余两,冒领颜料等按例价计值银19000余两,合计69000两银。按照当时一两银子值约200元人民币计算,共贪了1380万人民币,平均一次搞近100万。
区区小吏就敢在皇帝眼皮底下搞钱。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曾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相当于现今6亿人民币)。曾做过监察御史的李慈铭说:“京城的官员大多贫困到快不能生存,而这些书吏财产过亿,衣食享用,堪比皇帝。”想来绝非夸饰之言,遥想他们的家被查抄之时,面对过亿的钱财,换作现在的钞票,烧坏几台点钞机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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