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历史误会 为何说曹魏才是汉室正统?

　　《三国演义》造成的历史误会，是把刘备及其蜀汉当匡扶汉室的正统，而以为曹操是汉贼、曹魏是篡汉的伪政权。其实，历史学界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们向来认为只有曹魏才是正统王朝。

　　这不仅因为曹魏在三国之中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盘踞中原、实力最强，而是从国体政体的角度考量的。首先有个所谓的“合法性”的问题。虽然历代王朝更替实际上都是按照胜者为王败为寇的丛林法则，能夺取天下自然就合法，而且称之为“顺天承运”，但在没有造成这个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一般就得另有“合法性”的依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事实，但他承袭汉祚也是事实；后来曹丕的受禅让称帝现在看来确实是政治游戏，但在当时也是被视为程序合法的。也就是说，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毕竟还是有所依据的。

　　当然，这依据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借口，可问题是相比之下，蜀汉之为国，孙吴之称帝，连这样的借口都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都没有。刘备这个打草鞋出生的家伙，就凭他自编的家谱就能视为汉室之胄吗？即便真是所谓刘皇叔，他鸠占雀巢夺取刘璋的世袭封地、迫使汉献帝封王有什么“合法性”？汉献帝还没有死、他就自立蜀汉称帝又有什么合法性？说白了，刘备的蜀汉政权只不过是军阀割据一方而已。而孙权的吴王算是受封，但他的称帝则完全是跟着瞎起哄，纯属东吴世族豪强土皇帝，毫无任何“合法性”可言。从这个角度看，蜀汉和东吴当然是算不得正统王朝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曹魏继承汉祚，沿袭了东汉皇朝的一套礼仪典章制度，在国体政体上是比较正统的。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在短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得以复兴。相比之下，蜀汉和东吴虽然也有诸葛亮和东吴谋士等人知道一些帝王朝廷的规制，但他们毕竟没有亲历眼见。他们组建的朝廷，只不过是简单的模仿而已，谈不上正统建制。在本读书人曹宗国看来，蜀汉政体名誉上也有皇帝、朝廷、丞相和地方官吏，但本质上属于刘备军事集团的军事管制体系，皇帝只不过是个玩儿，而丞相也主要干的军事统帅的活儿。他们的朝政主要就是穷兵黩武、虚张声势。

　　孙吴的政体就更糟糕了。孙吴的士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军事上的世兵制互为表里的。魏将邓艾对此便评价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加上孙权晚年政治昏聩，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大举任命检举官吏校事、察战，严密监视文武官员，由此产生了吕壹等诬告陷害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孙吴因为继位问题陷入极大政治混乱。公元241年（赤乌四年），孙权的长子孙登死亡。次年，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不久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他非常宠爱孙霸，引发了“二宫之争”，朝中大臣也分为明争暗斗的两派。最后，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幼子孙亮被立为太子；名臣陆逊亦因卷入这一事件而遭到孙权责辱，怨愤而死，孙吴政权很快就走向了衰落动乱

　　曹魏的情况就截然不同。曹魏不仅继承了东汉的正统政治体制，而且实实在在地进行了改革和完善。他们革除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打破门阀世袭规矩，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管理。特别是曹魏大力整顿吏治、切实加强法制建设，这可是治理国政的关键举措，不仅在一度时期内保证了政局的昌明和稳定，而且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是魏文帝时期最重要的改革。在官员的任用上，从曹操起就实行“唯才是举”的原则。为了更多的招揽人才，魏文帝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其做法是：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小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定品第高下，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报司徒；司徒再加审核然后交尚书选用。黄初二年（221年），朝廷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 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这种制度重视民众舆论，不拘门阀爵位，“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这比起东汉末年皇亲国戚或宦官操纵仕途、比起单纯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举孝廉”，无疑是一个政治进步。

　　在法制建设上，曹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沿用汉律，后来进行了改革，傍采汉律，定为魏法。曹魏制订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晋书?刑法志》认为此次定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也就是说，曹魏的法治改革，不是一味增加条文，严刑峻法，而是删繁就简，便于实行。所以曹魏定律，是在秦汉律由简到繁以后，中国封建刑律由繁到简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晋律和唐律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这样一来，曹魏的国政经过正儿八经的改革治理，就不仅显得很正规，而且有所作为，有所进步，因此我们说曹魏堪称一个正统的封建王朝。

　　可以说，曹魏的政治制度基本是沿袭东汉的，因而从体制上来说是十分符合正统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