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逝世享年102岁(3)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时任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

　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

　当年，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

　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 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而 、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杜润生本人这样总结5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

　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杜润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

　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中国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

　周其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