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我是鲁迅的粉丝 但不盲目”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长沙

　　朱正先生家由两个单元组成，到处都是书。他估计家藏一万本书，笑道：“如果我现在一本书也不买，到死也读不完这架子上的书。恐怕五十年才能看完。”架上有十三经、二十四史，但只是当作工具书。“比方说想找一个人的传记或一件事，我会去查一下，但是从《史记》一直通读到《清史稿》，我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意图。”

　　朱正一生和书结缘。1949年，他和钟叔河一起考进了《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随后在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做编辑。他以鲁迅研究作为业余爱好，后来出版了多本研究鲁迅的著作。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写出《1957年的夏天》的原动力。平反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退休后，仍以读书写书为乐。

　　近人著作中，朱正所藏的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作品都是全集。读得最熟的是《鲁迅全集》，并有各种版本。朱正说：“我是以鲁迅的粉丝开始的，现在还是他的粉丝，但是我不完全是盲目的粉丝了，他好的地方我很佩服，但是他走的弯路，我还是给他指出来。”他在《重读鲁迅》中就指出了鲁迅的一些败笔，他在这书的后记里说：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评论者，来评论四五十岁的作者的文章。至少，我的经历比他要多，鲁迅有些文章像《我们不再受骗了》就说错了，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是当年鲁迅没能看到苏联解密的档案。

　　朱正也看周作人的文章。以文学成就而言，他认为周氏兄弟可以相提并论。“周作人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作家，但是周作人没写过小说，他的散文成就很高。晚年周作人写的东西主要是讲鲁迅的一些史料，别的散文就没有了。我后来觉得重要的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见解。周作人对中国历史也是看得很深的，这不能否定。只是当汉奸这件事是没法原谅的。”

　　朱正读过一些今人写的旧体诗，曾为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合集的《三家诗》写过序。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旧体诗，郁达夫写得好，“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传世名句。聂绀弩更是怪杰。“聂绀弩的诗别人是不能学的，那是一个流派的代表，而且是一个顶峰。后来学聂绀弩的人，没有一个达到聂绀弩的成就。我很喜欢聂绀弩的诗，他的诗的第一个注释本是我做的。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对于旧体诗这种形式贬得很低。我觉得旧体诗比新诗要容易作，因为旧体诗有个现成的格律在那里，只要能掌握平仄韵脚这些，很容易写。新诗还要创造一个形式。”

　　现在，朱正每天看看书，玩玩电脑。原来他是“电脑盲”，最近女儿的单位处理一批报废的电脑，400元一台，她就买了一台给爸爸。他觉得好玩，一下就学起来了。

　　朱正近来看的多是右派分子写的回忆录。“现在我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就是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他费了多年工夫修订《1957年的夏天》。“我感到自己并没有闲着，还是希望对历史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尽管我的力量很小，但是，我还是做了一点什么。所以，我就把这本书修订完了，我到上帝那里去就可以交代了。我一个80多岁的人，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如果有生之年，我还能够看到相关档案的解密的话，大概还会做一点增补。但是更正我想是不会有了，因为我自信档案不能改变我的判断，只能证实我的判断，如果看不到档案的解密，那就把它留给后世的读者去批评了。”

　　谈鲁迅与胡适

　　时代周报：李慎之先生晚年有一句话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你研究鲁迅，也看胡适的作品，如何评价李慎之这个说法？

　　朱正：“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假设把鲁迅跟胡适作为两个对立面来看的话，鲁迅管了这一半，胡适管了那一半。其实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东西是很多的。胡适还是把鲁迅看成自己的知己的，鲁迅死了之后，苏雪林骂鲁迅，胡适说：你骂的是不对的。还有，许广平当时想出版《鲁迅全集》，胡适也是帮了一点忙的。以胡适的明智，他当然能够看到：鲁迅对自己后来是很不友好了。但是，胡适是主张宽容的人：他对人还是有基本的评价。如果不站在左翼的立场上，鲁迅只是20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思想家，一个派别的重要领袖和代表者。如果说，鲁迅和胡适是左右两翼的两个代表人物的话，他们共同管理了20世纪：我带我的一部分人，你带你的一部分人。

　　梁实秋的档次比胡适要低。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在拥护左翼的人看来，觉得鲁迅的文章痛快淋漓，论战大获全胜。如果不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就会觉得梁实秋的论文也不无道理。当时论战的双方都以为是自己获胜了，梁实秋绝对没有认为自己在论战中失败了。

　　胡适和鲁迅的论战没有直接论战，但是鲁迅后来写了几篇文章批判胡适。他们都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是上海总会的执行委员，胡适是北平分会的会长，后来弄到不欢而散，开除胡适出会。鲁迅是支持开除胡适的，鲁迅当时发了两篇文章：《王道诗话》、《光明所到》。鲁迅用他的名字发表的《王道诗话》，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重读〈王道诗话〉》，重新把这篇文章讲了一下，就是指出这文章里面讲的事情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他们也是有共同的地方。比如说有一篇鲁迅的文章收在《且介亭杂文》里，1934年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当时这篇文章很多人喜欢引用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认为这是鲁迅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是他读了《孔子诞辰纪念》（《大公报》的一篇社论）之后写的。因为那篇文章说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鲁迅的文章就是批判这篇社论。正好，胡适看了这篇社论，也不满，写了一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的文章，正面反驳这篇社论，有一些观点跟鲁迅是一样的，批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这一观点。鲁迅只是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胡适就讲，最近多少年来，好像从辛亥革命一直讲到共产主义运动，他把这些人都作为中国人赞美。鲁迅还不敢写这些，胡适写了。当然这跟胡适的身份有关，他有资格写，他写了别人不能奈他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