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从证明手段变成了工作目的。原本是为了让工作可查验、可追溯,而当“可查验”压过“可解决”,工作重心就从办事转向了留证据。这是形式主义的变种,不违规、不张扬,甚至显得勤勉,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基层干部的力量。
迷惑性在于其“合规外观”。会议层层召开、材料装订一式三份、台账日日登记、照片张张留档,单看任何一件都无可指摘;可把这些全加起来,解决真正要办的事的时间被压缩再压缩。于是出现了“事情没办好,痕迹却一个不能少”的情况。程序的合理合规却让忙碌的姿态替代了有效的劳动。

追根究底,与信息不对称和评价方式有关。上级离末端远,看不见结果,只能靠可观察的痕迹作为依据;上级用什么衡量工作,下级就以什么应付考核。如果衡量标准不改变,减掉的形式还会以新的名义重新出现。
治本之策,在于确立实效标准并使之刚性。一方面,评价多向群众取,以群众能不能办成事为最终裁判,而不是以材料是否周正为准。另一方面,为实干者留出容错,让“事办得好、材料不漂亮”的人不吃亏,让“材料漂亮、事情悬空”的人得不到好处。
落到自己身上,首先写材料先做减法,能一句话说清的不写三段,简明扼要讲办成了什么、没办成什么、下一步谁去办,把文采和体会往后放。其次自己做好总结,把留痕合并,不重复留、不为了留而留;汇报时要敢讲没办成的部分,不只报好消息而把问题留给了下一个人。最后评议同事,也以事情办得怎么样为准,而不以材料写得怎么样为准。
整治作风,贵在“不息”。问题不会因一次清理而终结,它会换一副面孔回来,故须制度化、常态化,盯着不放而非一阵风。磨掉痕迹的浮华,留下实绩的分量,才算落在工作的实处。(李亦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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