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沿用至今。但近日有学者提出，“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社会矛盾的表述可作适当调整，如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各种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前加“相对”二字等。
笔者认为，关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宜急于修改。的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拿着粮票、布票、肉票排队购物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电脑、汽车也已进入普通家庭。当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中国人已经实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梦想的时候，谁能说我们还是“一穷二白”呢？
然而，说我们已经不“落后”，恐怕还不是时候。尽管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性并未改变，人均GDP只有5400美元，在世界上排在89位左右。尽管从国外买回来的商品，很可能就是“made in china”，但是我们缺少更多的“中国创造”。尽管我们在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在自然科学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我们还缺少足够的底气说“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相对于人类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需要迎头追赶。
进一步讲，即使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仍然需要以“落后”提醒自己。就像国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怎么还是最危险的时候”，要么换国歌，要么改歌词。但更多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任何时候都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只有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不“小胜即安”、“小富即满”，才能有动力不断向前。
对文化的理解，从来就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显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从广义上讲的，包括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今天用“物质文化”概括人们的需要，仍然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大都是由于“物质文化”保障不足，或不科学、不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引发的。认识不到或解决不好“这一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问题。
笔者以为，当下不是修改“落后”表述的时候，而是要强化我们仍然“落后”的意识，这与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着同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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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 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明确规定，擅自拆除 历史建筑 罚50万元。
历史建筑作为时代的见证者，通常记录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其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保护十分必要。对于擅自拆除历史建筑的行为理应从重惩处，武汉市规定的 罚款50万元，看上去不仅分量太轻，而且设置了太多的前提条件，让人不得不质疑，保护历史建筑的诚意在哪里？
按照武汉市的相关规定，称得上 历史建筑的至少在30年以上，而且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建筑本身具有艺术特色和科学价值；能反映本市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为 建筑师代表作或名人故居；在近现代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或纪念意义等。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建筑被拆，才能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这样的规定，给处罚留下了较大的自由量裁空间，能否起到切实的保护作用令人质疑。
不论是罚款20万元还是50万元，相对历史建筑的价值而言，区区几十万元显然经不起推敲。即便抛开历史建筑的价值本身，一旦将建筑物所在地开发成楼房或其他场所出售，在房价地价均居高不下的当前，所获得的收益不知道是罚款的多少倍。这些普通百姓都能想到的细节，难道相关部门想不到？在这样的规定下，罚款有了对历史建筑“明码标价”的意味，开发商只要出得起罚款即可擅自拆除，与其说是保护，还不如说是一种变相拆除。
事实上， 罚款50万元的做法已有一些前车之鉴。据媒体报道，浙江宁波月湖西区35处历史建筑19处被拆，而在整个浙江省的历史上，一共只开过3张50万元的文保罚单，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名存实亡。有此前车之鉴，武汉有必要吸取经验教训，提高惩罚标准。倘若不重拳出击，何以儆效尤？何以制止擅拆历史建筑事件频繁上演？
历史建筑之所以不被重视，很大程度上源于无法可依。法国早在1840年就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法，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历史建筑保护法，而我国目前只有《文物保护法》，没有任何有关城市保护和建筑保护的法规。历史建筑作为不可复制的时代记忆，加快保护立法势在必行。只有用法律给历史建筑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才能让它们以文化遗产的身份世代相传。 林 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