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女真部族的利益争夺 明朝通过什么制度花重金维系“万国来朝”局面？(2)

　　此外，女真人乐于入京的原因还在于无论是在京停留期间(一般为五日)还是往来京师的途中，均可与地方进行各种合法的贸易活动，因此他们在“贡品”外往往还要夹带许多货物，以赚取更多的利润。面对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与朝贡的浓郁政治色彩不同，马市更像是一个平民化的交易场所。它最早因专门从事马匹买卖而得名，由官方规定马匹折算布匹等物的价格，随着市场扩大和双边社会需求的增加，贸易对象不再受到约束，马市的官方色彩也逐渐淡去，但入境仍然需要持有敕书。

　　因此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女真人便将毛皮、珍珠、蘑菇、松子、蜂蜜、人参等价值较高的天然产品拿到马市上售卖，同时换取耕牛、盐、铁具、绢布、纸张等日常所需的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制品。中原汉人和朝鲜人对女真特产的人参、貂皮、珍珠等需求甚巨，明人刘若愚在其《酌中志》中记载称，当时仅明朝宫廷每年就需要貂皮10000张、狐皮60000张。而出于定居生活的需要，女真社会对农业所需的耕牛和铁质农具等物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为适应日益繁荣的市场贸易，马市由最初的开原一处增加到五处，贸易的频次也由一月一次改为一日一次，女真社会内部甚至形成了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辗转贸易商人。围绕着开原、抚顺、宽奠这条明代边境线，由女真人、汉人、朝鲜人和蒙古人共同参与的初级市场日渐形成。

　　朝贡与互市带来的丰厚利润是女真人积极参与贸易交往活动的根本原因，而敕书作为参与贸易时的准入资格证明，决定着贸易规模和获利多寡，也因此成为女真人趋之若鹜的对象。

　　明末女真部族的利益争夺

　　由于敕书具有的这种功能，所以明朝政府就借助它来实现自己分化瓦解女真部族、安定东北边防境况的目的。女真各部族的酋长们为控制贸易权、积累财富，不惜频繁发动争夺敕书的战争。前努尔哈赤时代女真部族中曾经的领军人物如王台、王杲、王兀堂、清加努、杨吉努等，在他们称雄女真或兵败被杀的过程中，都可以见到敕书的影子。

　　明朝政府一直有意扶持海西女真，借以防范西部的兀良哈和南部的建州女真，明朝初年就曾颁给海西女真敕书999道，其中居开原南关的哈达部699道、居北关的叶赫部300道。正德年间(1506-1521)，哈达部都督王忠以“阻朝贡”为名杀害了叶赫部首领诸孔革，并夺取了属于叶赫的敕书。王忠的继任者王台以此为依凭，长期保持着哈达部在女真社会中的领袖地位。但他晚年内政分崩离析，诸孔革的后人清加努、杨吉努兄弟乘机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敕书。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又联合蒙古袭击驻守开原的明军，意在吞并哈达。

　　明政府在几次警告未果的情况下，于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以领取敕书为名，设计杀害了称雄海西的兄弟二人。为了平复开原南北关的旧有势力格局，明政府不得不出面重新分配敕书，将其中的500道分配给哈达部，499道分配给叶赫部。而杨吉努的儿子，正是开篇时那个被努尔哈赤羞辱的叶赫贝勒纳林布禄。

　　而与素来忠顺有嘉的海西女真相比，建州女真更像一匹野性难驯的烈马，叛附不定，因此得到的敕书数量也较海西女真少了很多，总计500道敕书由勒勒把督、王杲、王兀堂等部族“豪酋”分领。称雄一时的都督王杲虽然曾经拥有30道敕书，但其中只有18道是属于自己的，余下的均是通过武力从他部抢掠而来，算不得光明正大。据信引发他最终与明朝决裂的原因之一，便是时任辽东御史的张学颜提出要查验王杲敕书。

　　而王杲的曾外孙(一说外孙)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之初只有明朝颁给的30道敕书，随着统一战争的持续，五年后他遣人入贡时已经拥有敕书500余道，连明代边将熊廷弼都不得不承认“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