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得到天下后,与群臣总结革命经验,也说元末群雄中“士诚最富,友谅最强”,但“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的好生事,器小的没长远打算。出身贫苦农家、当过游方僧人的朱元璋断言:士诚做过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友谅生于打渔人家,惯见风浪,野心大欲望高。
所以,他料定先攻陈友谅,张士诚会袖手旁观;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必然倾巢而出抄己方的后路。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人品”判断准确。
张士诚此番降元,其实也是三心二意。在此后六七年里,他打着官军的招牌,南侵江浙,北逾江淮,南边占领了杭州、绍兴,北边势力一直伸展到济宁(今山东境),拥地二千余里。
元朝方面的达识帖木儿之所以急于招降张士诚,且容忍他不断扩张地盘,也有自家的苦衷。原来自从红巾军纵横江淮一带后,南北漕运断绝,大都(今北京)缺粮,快支撑不下去了。他们要解决南粮北运的难题,不能不对控制江南的张士诚及称雄江浙沿海的方国珍实行安抚政策。
从1360年到1363年间,“士诚出粮、国珍出船”,总算每年能海运十几万石粮食北上大都,为苟延残喘的元朝多续了几年命。 期间,张士诚也曾试图大举进攻,收复被朱元璋夺去的失地,可是在修筑一新的宜兴城下遭到杨国兴挫败,泄了元气,再无余力反扑。
朱元璋与张士诚相持十年,打来打去,谁也占不了对方便宜。直到1363年“鄱阳湖之战”朱元璋一举击溃陈友谅,再顺势攻取武昌城后,挥师东向,剑指江浙,气节有亏且只顾自保的“私盐大王”张士诚,也就朝不保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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