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夺权后,一半人跟着司马氏升官发财,就力挺儒家,主张“入世”;一半人是曹氏的忠臣,不愿意和司马氏合作,但说多了又怕被杀头,力挺道家,主张“出世”。“出世”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行动上,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满,与传统彻底决裂,变得乖张怪异,赤身裸体、天天喝酒,调戏女人等等,或者像个乞丐、精神病,像个行为艺术家;二是说的话让人听不懂,似是而非,高深玄远。他们的格言就是:莫谈国事。
于是他们躲进山林,不问世事,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说的话从理论到理论,为一个词的意思绕来绕去,清谈变成专谈“玄学”了。到了东晋,清谈更加盛行。原因就是北方的名人逃到了南方,狼狈不堪。但又放不下臭架子,跑到了南方人地盘上,还担心南方人看不起。
没钱又没势,怎么办呢? 剩下的就是高深莫测的玄言,其实就是“装逼”,让别人觉得他们还是贵族,还是“高大上”。他们相互标榜,形成风气。其中谁突然说出一个新的观点,思路奇特,就成了众人的偶像。庾亮曾去拜访周顗,周顗说:您喜悦些什么,怎么忽然胖起来了?庾亮说:你又忧伤些什么,怎么忽然瘦下去了?周顗说:我没有什么可忧伤的,只是清静淡泊之志一天天增加,污浊的思虑一天天去掉就是了!一时广为传诵。
清谈一开始有积极意义,后来就和“五石散”一样,是个慢性毒品。刚吸让人神清气爽,但天天沉湎其中,变得萎靡不振,形销骨立。而且这些人不干实事,又瞧不起埋头苦干的,完全是银样蜡枪头,绣花枕头,没有实际作用。清谈和另一个词是“难兄难弟”,那就是“误国”。说西晋亡于清谈并不过分。在司马昱执政时期,清谈派势力很大,桓温也是清谈高手,但内心非常鄙视这些名流。
到了后期,世人所谓的魏晋风流实则变成了一群吸毒者的高谈阔论与醉生梦死。空谈误国,其后到了明代一群所谓的清流充斥朝野,开始走向了西晋的老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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