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
《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
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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