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1 19:09　 川北在线综合报道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这本“美术史书中的《史记》”中如此定义绘画。在他之前，南齐谢赫在《画品》中也曾写道：“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在他们的眼中，绘画是作为帮助建立不朽人伦与道德的工具而存在。在此过程中，绘画本身也拥有了宏伟的声名。

　　作为图证，汉代画像石还存留着荆轲刺秦王等史事的精彩画面。至于唐太宗令阎立本所绘的《二十四功臣图》，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敬德、李靖、虞世南、秦叔宝等唐代名臣像，随着凌烟阁的灰飞烟灭，如同大唐的繁盛与无尽自信一样，只能空余想象了。然而，艺术作为教化、教育的工具这一传统却绵延至今。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在天安门广场落成，它既不同于画像石、画像砖的置身地下，也区别于戒备森严的皇家宫殿——这些都是私密度极高的所在——置身于城市核心的公共广场，个中主角也多半变成了无名的人民英雄，教育的对象则转变为直接面对面的市民和游客。

　　但显然，绘画史上另外一种传统更吸引文人墨客。这一传统始自唐宋，成于元——古人称之为文人画，我称其为业余书写。历史上最 的说法来自元代 画家倪瓒：“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但文人们总爱把传统追得久远，似乎愈古愈好，于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被认为是文人画之宗。晚明董其昌索性以南北宗目之，南宗文雅含蓄，全然不同于北宗的虽工亦匠。

　　我所认为的业余书写还不完全等同于文人画。文人画者身份首先是文人，文人兼作绘画。20世纪80年代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说之后，不服气的国画家们曾经愤然倡导“新文人画”。但是何以再立大旗?仅凭放浪形骸、不拘俗见、吃酒狎妓的文人之风、颠沛流离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显然不够，这些只是文人余绪与碎枝末节。诗都作不出来，失掉了文人的语境，文人画无从谈起。今天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业余书写的范围远远大于文人画，业余书写涵盖了文人画，即便没有了文人画，业余书写依然存在。有固定专业或职业，业余兼及文艺创作，就是业余书写。

　　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无不是业余书写。屈原的职业是做官员，三闾大夫失宠被放逐了，乃赋《离骚》。司马迁是言官，帮汉武帝提意见的，逆了龙麟，遭受宫刑之大耻。“每念斯耻辱，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却为何还苟活?有大志未竟，朝廷本职工作外，要著书立说，这才有了史家之绝唱《史记》。李白是翰林，杜甫任拾遗，其余韩柳苏辛，职业都不是写作。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做官，他们的梦想是济苍生，治国平天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就千古之名，留下最好的作品。

　　　 为什么业余书写成就了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