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11 23:35　 川北在线综合

　　短短数天，长沙两名流浪者冻死，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然而记者体验却发现：救助电话连续十次未打通，而在救助站内，“流浪者”惨遭三人围殴，被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备受折磨后，按要求在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终得自由。(1月9日《三湘都市报》)

　　宁可冻死街头，拒绝官方救助——这是很多城市救助站集体抱怨的现实。一面是冰天雪地，“路有冻死骨”，一面又是救助站门庭冷落，资源虚掷，这确实是令人困扰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原因归咎为流浪者认识误差、不爱约束，或者将流浪直接美化为一种自由选择的生活姿势。只是，如果救助站果真嘘寒问暖、救急救苦，流浪者会拿生命底线来接受寒冬酷暑的考验?

　　这样的疑问，终于在记者的亲身体验中，兑现为不堪的真相：扮演流浪汉，在街头只是一件事关尊严的活计;而在救助站，则充满着出格的凶险：严词拷问，身体侮辱，暴打群殴……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推行。但在流浪人员心口相传的经验中，救助站却只有两种悲怆的命运：要么是被遣送回家，要么是以自由换面包。但这是两个明显的悖论：如果能在老家活得很好，又何苦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如果为了面包连自由都转手出去，这与动物的苟活又有什么差别?

　　谁也不能断言，长沙市救助站就是全国公力救助的样板。那一套黑社会打手的程序，但愿也只是“临时工”所为——但是，各地无数流浪者对救助站的畏惧感，究竟是哪里的“空穴来风”呢?

　　不久前，河南流浪者刘红卫的死再度触发公众的神经。审视今天的官方救助格局，显然绕不开两个尴尬的现实：一是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救助管理”实际仍处于“找不到服务对象”的尴尬局面。譬如2003年8月1日颁布施行的《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 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此外还指出，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其实真正的职业乞讨者或有收入，未必乐于接受救助，而眼下城市里最需要救助的，是农民工、及因各种境遇暂时流浪的群体，他们最需要雪中送炭，但他们又与“救助条件”相去甚远。二是各色救助站良莠不齐，工作人员更是鱼龙混杂，直到寒来暑往，相关部门才会应景式关注到救助的公共责任。对于这样一种不出政绩、只耗费投入的公共职能，城市部门未必有太大的“兴趣”。一旦监管缺位，盛行“丛林法则”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救助站惊魂”，恐怕在各地都未必是以讹传讹的版本。权力对待上访者的姿态，执法人员抢去流浪者的棉衣……当此语境下，各色救助站，会是冬日暖阳吗?

　　凡此种种，令人记起孙志刚墓碑上的铭言：“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制度的转身、权力的谦抑，不应只是字面与形式的敷衍。救助站，既然是公共财政的产物，自当有庇护公益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道理，须刻骨铭记。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