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2 20:28　 川北在线综合报道

 　　《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在整整二十年后的一九六五年，伯林又一次来到了苏联，写下了这篇悼念死于集中营里的伟大诗人——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陌生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苏联文学史的教科书里。与一九四五年相比，这时的伯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更加成熟深刻了，难能可贵的是，在又经历了苏联二十年革命历程后，他几乎是洞穿了苏联社会的本质，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思想状态的认识更加鞭辟入里。我以为，伯林之所以用文学评论随笔的文体来评判一个被苏联文学所遗弃的作家，在大清洗的废墟中挖掘出象征着俄罗斯文学艺术灵魂的“舍利子”来，就是想在这位被埋没的文学艺术大师身上寻觅到俄罗斯文学的良知和诗意的精神栖居。

　　从季·安年斯基到普希金，伯林叙述了曼德尔施塔姆与他们的渊源关系，也谈到了他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共同创立的“诗人行会”对诗歌观念的阐释：“诗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宗教启示，而是一种技艺，一种将词汇排列成行的艺术，是创造一种与创造者个人生活无关的公共物品。”当然，作为这个流派的领袖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拥有一种俄国文学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纯粹与完美的形式”。但是，在一个需要为专制服务的时代里，诗人能够以一种所谓的纯美的姿态苟活下去吗?

　　伯林的文学评论眼光是犀利的，他把诗人分成两类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回味过后转而佩服的：“有一些诗人，只有当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才是诗人，他们的散文是没有写过任何诗的人都能写出来的。还有些诗人(好坏都有)，他们是一切表现都透着诗人的特质，有时这会危害到他们的整体作品。普希金的小说、历史著作和书信无一不是优美流畅的散文典范。当他不写诗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位诗人，弥尔顿、拜伦、维尼、瓦莱里、艾略特或奥登都是如此。而济慈、邓南遮，尤其是亚历山大·勃洛克则不同。曼德尔施塔姆的全部作品都透着诗人的特质，他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在这一点上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完全不同，但仅此而已。他们既是朋友，又身处同一时代，地位还相当(作为作家，他们彼此倒不大认同)，只不过帕斯捷尔纳克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对他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作为一个大丈夫、一个天才、一个代言人和预言家所负的职责太过于敏感。无论他有多么的天真和叛逆，他都是或者说变成了一个政治动物。他与俄罗斯和俄罗斯历史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自始至终他一直对他的人民宣讲公共责任，证明它的存在，并在晚年将这份沉重的责任完全承担起来。”无疑，伯林把俄国和苏联时期的诗人分为两类是有些武断的，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平庸的诗人只会单纯地写诗，而一个有“公共责任”意识的诗人，即使他的诗歌再高蹈、再唯美，即使“诗歌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存着那份沉重的“公共责任”!这种所谓的“公共责任”恰恰是苏联大多数作家所缺少的，但那只是“缺少”而已，而在中国作家当中却是稀少而罕见的，“公共责任”的意识淡漠，或者根本就是被嗤之以鼻。这些致命的弱点，也许是由于推行工农兵文艺造成了作家的非知识分子化，文化修养的严重缺失，知识分子钙质的流失，都是形成无视“公共责任”的主要原因。而“曼德尔施塔姆凝聚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大量的文学修养滋养了他极为丰富的内心生活，加之他对现实的洞悉，使他像列奥帕第一样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不受迷惑的眼光，这些都让他与更强调主观感受、更爱自我表现的同时代俄国人区分开来”。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无视人文、自以为是、拾人牙慧、仰人鼻息……这一切都表现出我们的作家整体品质的下降，但是，最糟糕的状况更在于中国作家从来就没有一点忏悔意识，与俄罗斯作家相比较，我们缺少的是俄罗斯文学的那种文化与文学的语境;尽管苏联的政治高压击垮了一部分作家的精神，但是，毕竟他们还生长在“一个接受忏悔文学教育、强调或过分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国家里”。所以，他们还时不时地发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