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儿童文学研究：困境与希望并存(3)

　　应该说，在文学界倡导“重写文学史”20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当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之后，中国儿童文学界再提“重新发现”的说法，理论话语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确实存在文学语境的具体差异。这就意味着，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或者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除了参照通用的历史观念之外，更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方法论。赵霞的这篇文章，主张将“童年性”和“文学性”作为儿童文学史坐标的两个方向，由此“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并实现“重新发现”的根本意义。

　　刘绪源在《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刊发的文章《重评童话集〈稻草人〉——兼论叶圣陶何以中断1922年的童话创作》，则是对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具体实践，它从一个切口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个剖面，由此也印证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将这篇文章和他的《重新认识张天翼——〈大林和小林〉中的“坏人”与“间离效果”》(《文艺报》2012年4月6日)以及《1960年，为何突然批判陈伯吹》(《南方周末》2012年5月11日)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刘绪源在2012年的儿童文学理论写作，似乎为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某种范式，并使其具有了现实指导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重新发现，不仅应该包括材料的发现，还应包括观念的发现。晚清的富矿在不断挖掘之中，现代儿童文学史的重述已被很多人论及，想要在材料挖掘上产生新意实属不易。在儿童文学的当代时间段里，“十七年”和“80年代”可供言说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锋性探索和实验，更值得我们加以返观和重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填平当代儿童文学阶段性的沟壑，正如成人文学界有学者在提出“重返80年代”时，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也纳入其中，这样便使研究具有了整体性和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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