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业已过去，“九三”也将到来。历时八年的抗战，早已过了一个甲子。战争的创伤据说已经疗愈，而历史的话题却总是沉没了又泛起。说是理性的“新发现”也好，老调子的重弹也罢，总之一个抗日战争，注定要成为往复震荡的“永恒主题”——而说它“永恒”，久久不息，此伏彼起，又何止在于几个那时的人物而已。
比如一个汪精卫，总是说他附逆投敌——当然近年以来，也已经有将“汪兆铭题”的大字，做成金字招牌挂在楼厦的门楣上的，但“汉奸”的定论，毕竟不那么好“正名”。于是便有高人出来“分析”，说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而应当从“心理学”的深度，析其性格，剖汪精卫的“心路”——这当然颇有道理，也很有“新意”，凡人与事，分析到了“心理”，那学问，就几乎要做到了 。然而分析来分析去，这“心路”又是怎样的一种曲径呢？曰其具有“自毁”性格，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吧！所以不惜独力扛上“汉奸”罪名，执意要“闯虎穴”。汪之少年，不是行刺过清摄政王么？所以这种“甘为釜山柴薪，燃烧牺牲，造就革命胜利的焰光”的“心理特质”，竟然“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心路”之尽头，是汪精卫的“自我牺牲决心”，其中基本一条，是他何等关心日占区人民的疾苦，认为沦陷区的民众没有一个与日本人“协调沟通”的“中国人政府”怎么行，所以他来“担当”。你看拿一个汪精卫，真“分析”出了一点“牺牲精神”，叫做“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几乎可以还他“清白”了。
其实关于此类“自毁心理”乃至“牺牲精神”的“分析”，并不只是孤掌一鸣，也不仅于一个汪精卫的“新发现”——数年之前，大概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辰吧，也有“学者”高士，出来“分析”周作人的“心路”的——不是赞他的“五四巨匠”，也并非说他的小品如何地“精致细腻、凌空蹈逸”，而是说他的附逆，岂但是为了“保护北大校产”，根本就是“为沦陷区的中国人民服务”——你看一个敌占的华北，八年不开教育，“那将是什么样的损失”？所以也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然当上了敌占区教育总署的督办！至于周作人身负“潜伏”重任，至于他的伪职是地下组织帮他搞来的，此类奇谈，更是不绝于论……也是“心路分析”，分析出来的也是“更勇敢”的“自我牺牲”，可见宏词高论，如出一辙，似乎也不是什么“新发现”了——近日之间，又看到雄文数则，说连周佛海的附逆也是“卧底”，是不是也算“地下工作者”，是不是也要进行一番依样葫芦的“心路剖析”，可以拭目以待。
当然不是所有的反角，都可以“分析”出他的“复杂心理”的，比如胡兰成，这个日伪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法制局长”，因为日方与陈璧君的“双重青睐”而荣任伪《中华日报》总主笔的汉奸，“正名”还真不容易，“心理分析”似也难有多大“新发现”，于是便来另抄捷径。对于胡兰成的“重新审视”，当然是“爱屋及乌”，为了炒别人，所以必须“洗白”胡兰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奥秘。胡兰成是个不易翻案的汉奸，所以不便“正面来”，于是迂回曲折，讲他的“有文化”，讲他那时“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总可以吧！先来炒他的“情种”，如何地当年风流，又怎样地“爱得死去”，接着炒他的“才子”，一部“今生今世”，炒得热火朝天，一门“胡学”，居然要成为显学，当然还有说他乃“国士”，“心中无我、志在天下的志士”的。现在“情”也炒过了，“书”也炒过了，于是一间同居过几年的“故居”，也差一点要捧为“标志性的文化景点”乃至“新的文化地标”，至于胡兰成的“活法”及他的“情史”，似乎更要推为今人追羡的“文化”啦。
两年前的抗战胜利纪念时，已经有人竟然将鲁迅称为“汉奸的哥哥”，同胡兰成的太太这个“汉奸的老婆”相提并论，后来又有将汪精卫这个人物与写了《多余的话》而慷慨赴义的秋白烈士放在一起的。现在又将纪念抗战胜利了，“心路”的“分析”与“文化”的“再现”，又会有什么风云卷拂，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倒是可以耐心看一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