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4 18:57　 中国新闻周刊

　　

　　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我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久，爸爸妈妈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姐姐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我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我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我惊呆了。妈妈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1970年，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河南干校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当地小学师资、校舍条件有限，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由一个老师教课。学生们“各取所需”，只要听好自己年级的课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里，我就所有课程都跟着学，一年下来，通过了三个年级的所有考试，等于连跳了两级，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学的一纸毕业证书。

　　

　　1972年，爸爸接到“暂时借调”回北京工作的通知。为了让我们尽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妈妈马上决定，由爸爸先带二哥和我回京上学。妈妈知道我那张小学毕业证里的水分，让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从初一上起。

　　

　　即使这样，一开始我仍是跟不上学校的课程。最吃力的是英语，记得第一次英语考试，我连蒙带猜，只得了37分。所幸妈妈半年后也回到了北京，马上开始帮我补习功课。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

　　

　　插队时的家信

　　

　　1976年，我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学生的家长都各显神通，纷纷为子女寻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从小颠沛流离，营养不良，小病不断，爸爸妈妈也很为我的前途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