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因同名背负罪名10年 当年案犯进入律所工作(4)

    那本是一个喜庆的年份。从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夏添，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通讯公司录入单据。北京奥运会将在次年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此做准备。但夏家的白色电话机突然又响了，唐小琳这才知道，稀里糊涂地，夏添也进入为奥运“准备”的行列——因为曾经的“犯罪信息”，他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人员。

    放下电话，唐小琳直奔派出所。那里的人告诉她，这份监控名单是从法院来的。而从法院，她却只得到一个并不明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卷宗里的东西没有改彻底。”

    这让唐小琳想不明白，既然当年已经发现错误，为什么不能改彻底？她认为，既然当年自己的丈夫亲眼看见派出所的文件被改正，那这些遗留在法院卷宗里的痕迹就是让错误卷土重来的唯一原因。

    如今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带着唐小琳当年的疑惑，来到蜀山区法院时，副院长朱加强说，法院的判决书没有上网，因此，当年发现错误并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判决书以后，“法院的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修改判决书？”记者问。

    “对。”朱加强回答。

    “如果2003年法院对卷宗里的判决书做了修改，是否可能避免后续的错误出现？”记者又问。

    朱加强表示，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2007年的监控名单来自哪里，他的解释是“法院并没有给公安送过名单”，“可能是政法委要求公安机关出具名单，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制成的”。而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则告诉记者，是“其他相关部门下发了一批前科人员名单，其中仍有未更改的夏添错误判决信息”。

    无论如何，在2007年，让法院彻底改正错误是唐小琳唯一的要求。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唐小琳说，从这时，她开始怀疑这里边会不会有“猫儿腻”。为此，她还给当地纪委的网站写了一封信。

    对此，朱加强解释，在当年的案件中，庭前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对身份信息提出异议，而公安机关提供的又是具有效力的户籍信息，因此成了判决书生成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2003年时，站在法庭上的夏添已经意识到错误，并且提了出来。但是，朱加强告诉记者，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处于“居中裁决”的角色，只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见。由于夏添提出异议是在抗辩阶段，而且没有提供身份证明，所以法庭并未采信，只在判决书上留下一行“被告人夏添辩称，起诉书指控其出生日期有误，应为1983年10月3日”的记录。

    对此，没学过法律的唐小琳想不明白，当事人都提出异议，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现实。

    “你们对我儿子一直监控，是不是让另一个夏添就失去监控？”唐小琳也曾当面向法官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