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8 02:47　 川北在线综合

　　《山匪》的出现，无论是从其思想容量还是从其审美境界考量，都是很有特点，很值得称赞。但如果从方法论视野出发，在新潮小说创作出现困惑的今天，《山匪》在陕西文坛继《白鹿原》和《秦腔》之后所传递出的小说观念就很值得我们反思。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领域也面向西方多元开放，大力吸纳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西方现代派在思想观念上主要是反对传统(文艺复兴以来的)，厌弃西方现代文明;在艺术方法上，否定传统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由于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加之生存样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小说观念和审美特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年轻作家高行健在《现代小说初探》里写道：

　　小说不一定讲故事，虽然许多好的小说讲的是故事。但生活里并不都是故事。……

　　小说不一定要有情节。

　　小说不一定非去塑造人物性格不可。

　　小说还可以免除惯常对人物和环境的描写，而代之以别的手法。

　　小说依然是小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正统”作家依据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纯文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日趋边缘，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自称是感染了“平民意识”的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占取了舞台。在此情势下，一些作家更多转向文学自身，小说领域出现了“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这些小说主要表现为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内容上追求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在艺术上摆脱“写真实”的拘囿，以多种方式探问“本体意味”和“永恒意味”的生存命题。但较为有趣的是，1993年陈忠实先生创作的纯文学《白鹿原》，却征服了无数读者，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和赞誉，有力的回止了纯文学日趋边缘的尴尬。

　　《山匪》、《白鹿原》和《秦腔》三部小说在题材的选取上都是写过去的陕西农村，在传递出的小说观念极其审美特征的表现和艺术方法的使用上，它们三者有着大体一致的共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