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8 02:47　 川北在线综合

 　　阅读完《山匪》，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可能是源于曾经有过的农村生活经历和较为相近的农村文化环境的熏染，《山匪》那细密的情节，较为圆整鲜活的人物，苦难的故事，深邃的思想，厚重的文化和历史以及那蕴藏在字里行间悲悯的人文关怀，无不在我们心中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山匪》叙写的年代从1921年到1929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极为黑暗的军阀混战时期。作品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厚重的文化笔触再现了东秦岭腹地——商州的各色人物，在“城头变化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期的悲苦生活，以多元社会历史观为我们再现了那个特定年代几近于原生态的历史真实，浓重的悲剧意识传递出了传统农人在当时境况下传统观念和道德意识的毁损，以及“不离开土地就不能存活，离开土地也不能善终”的境域两难。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思想意旨不仅仅局限于商州一隅，它还通过对外部环境叙写及其文字隐含，影射了当时的整个时代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山匪》在艺术上的几个特点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在偏重再现时，恪守了《桃花扇》式的“征实求信”原则，能够依据历史大框架、客观环境和人物主体性格进行合情合理的丰满虚构，在小说审美效果上传递出了一种“因求信而真切”的认知美感。小说叙写了1921年到1929年的八年历史，其间象河南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关中二虎卫城八个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以及这一地区的大小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混战倾轧都是依据历史的真实来写，在小说的形象的塑造上，立足于东秦岭地区的客观环境以及作者家族的人物原型进行创造性虚构。二是文化气息厚重，涉及范围极其广泛，诸如教育、民俗、礼仪、戏曲等，但作者不单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基本上能够把文化下沉到具体情节中，和情节紧密的结合，作为情节塑造的有机部分，使小说意味深厚，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风情画卷。比如工艺繁复的扁担制作，就很有意味。因这一地域地处山区而缺乏耕地，又是自古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所以贩挑就成了这里人们谋生的一个主要手段，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工具的扁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不仅将其视作重要工具，而且还把其作为实现生活理想的精神依托，因之对扁担既要求其结实耐用、工艺考究，又对其怀着一种近似于宗教膜拜的神秘情结。三是几个象征性意象的运用，对主题的揭示很有作用。比如“水火棍”和“葫芦豹”的频繁出现，以及最后“水火棍的断折”和“火烧葫芦豹”，形而上的文化象征意味很浓，象征了传统文化的失位和孙老者的乱世应对哲学的毁损。四是欧亨利式的结尾的反向寓意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命题，二难境域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效应。老三这个忠厚老实的传统农民，他深爱着土地，期盼着儒家式的尽孝，可生逢这样的乱世，这一切却又变得不可能，最后竟然要抛却妻儿和土地，发狂要做土匪。这样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反向结尾，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意识的深度和广度。五是在语言上大量俗言俚语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无疑有很大作用，即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又增强了人物的现实质感。

　　自然《山匪》还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诸如在人物塑造上，向心理层面的拓深不够，有些人物的立体感较差;有些文化叙写插入太过冗长，轻重没有把握好，和情节结合也不够紧密，影响了小说节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