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8 02:57　 川北在线综合

 　　一位好的作家往往同时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一位好的作家也往往是“有争议”的作家。钱钟书在《论快乐》一文中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张贤亮就是一个充满智慧和矛盾的作家。

　　“下海”之后，张贤亮的小说创作明显少了。近六、七年未见小说问世。而且作品本身再没有过去的热闹和轰动了。最近，张贤亮透露他已写好一部新的长篇，一个在五代人肉体中的灵魂的故事，但因为文化环境不好不愿意发表。经商、参政等繁忙的世务，不能不在时间和精力上影响其创作。但我认为张贤亮创作存在一种误区?熏面临一种困境?熏这是其创作心理自身的矛盾性所致，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的乖离。

　　一、功利性与审美性的矛盾

　　张贤亮的创作总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功利性。功利性仿佛是这一代人与生俱来的胎记。泛政治化的时代，以及他们所受的政治迫害?熏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政治情结”，使他们的创作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写作。张贤亮干脆宣称自己的小说是“政治读物”。政治热忱、实践理性、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但文学是一种出世的事业，具有一定的超功利性，太功利则会把审美杀掉。在《参与、逃避和超越》一文中，他说：“‘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家的一贯传统。由于所谓的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认识到如果不奋起制止，那又将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定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参与政治就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责任。问题是文学毕竟是文学。好多文学作品应该以超越的眼光俯视现实，以‘出世’的态度‘入世’。超越和‘出世’不同于简单的逃避，就在于那不是恐惧和厌恶的结果而是智慧和一种境界。”但这种智慧之境应理解为一种美学之境、艺术之境，理性感性妙合无垠之境，形而上与形而下完美统一之境。而张贤亮创作中功利性与审美性常常是矛盾的。

　　(一)“理念大于形象”：

　　张贤亮用文学作为载道之器，对他关注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等问题，对他困惑的个人际遇和命运问题，进行理论的思考。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和运用难免急功近利和诗意的误解。在作品中过多地加入理性的内容，致使某些作品中的思想硬块如黄河解冻期的冰凌，隆隆作响，轧轧而行。《绿化树》就已有这种毛病。但因为作家的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作品中粗犷而秀美的西部风情，烈性似火柔情似水的女主人公马缨花的美好形象，弥补了这种不足。作家试图用一种“通知”(通智，即汇通性思维，融会贯通的能力)将《资本论》中的思想理论与感性生活、人物鲜活的性格交融在一起，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家大胆写性，写性压抑，揭露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压抑、人格屈辱和身心不健全的极左社会。但这种性的描写，更多的具有形而上的意义，题目本身就是《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通俗说法。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似乎是张贤亮结撰故事、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情节和思想的酵母。作家赋予男人的性功能以个人的生命力、自信力、创造力甚至社会的生产力等象征意义，题材本身不堪重负，思想与形象之间，难免有东扶西倒、顾此失彼之嫌。《习惯死亡》中独白式的警句、杂文式的格言，无不闪烁着睿智，对现代中国一些荒谬的现实及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鞭挞。但也因对福克纳式的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等技巧的借鉴运用不很纯熟，作品显得有些支离，那些警句格言也象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断，很难融进作品的艺术情境当中，化为一种“体匿性存”的“理趣”。

　　(二)选材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