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与形而下：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困境(3)

　　“灵与肉”的思考贯穿着张贤亮整个创作。《灵与肉》是一部被时代误读的作品，因电影《牧马人》的传播，人们只是被李秀芝等人物善良多情的人性美所感动，关注的只是许灵均的去留问题，似乎出国与否关系着爱国主义。而作家对许灵均灵与肉净化和强化的描写却被忽略了。作品的可贵之处是不停留于对“反右”“文革”那段非常历史的批判，而是思考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如何能战胜环境与自我，实现体魄的雄健与人格的强大。张贤亮受黑格尔一句话的影响很深，即人格的强大往往是在对立中显现出来。他的许多主人公就是被置于与环境和自我的双重冲突之中。“绿化树”是章永璘真正的“菩提树”，女性的爱与《资本论》导引着主人公灵魂的上升和人格的超越。这里的一切都是“美丽而圣洁”的，人物或作家把肉体之爱看成魔障和罪孽，看成自私与亵渎，主人公的偶尔冲动也竟然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本性。但这一切是真诚的。因此这部“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却被人说成是“唯灵”的，柏拉图式的。但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始，章永璘在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陷入迷惘，似乎不伤害女人、不背叛爱情，就不能成就大业、为社会作贡献。在历史中也难以给自己定位。一方面怨天尤人，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甚而自责自虐、自暴自弃;一方面又自以为是，自视清高。对苦难，他拿孟子宿命色彩很浓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聊以自解、自慰，他同样以人的正常欲望为丑恶，认为不完全牺牲自我就无以奉献社会，因而仿佛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和佛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苦行和忘我的精神。其自我忏悔的真诚和矫情会令卢梭与郁达夫汗颜。《习惯死亡》里的“我”，“灵与肉”不再象许灵均、《绿化树》中的章永璘一样由对立而统一，由磨砺而升华，也不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精神的矛盾，人格的分裂，而是完全零散化了，成了碎片，“满地黄花堆积”，再无法收拾，无法整合。主人公在无数次艳遇和“ ”(这恐怕是《习惯死亡》中使用频率 的词)中体味着弗洛伊德式的爱欲与死欲的熬煎或狂欢，感受着昆德拉所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果说许灵均、章永璘的性格还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崇高，那么这里的“我”已经成了“荒谬”情境下自我的消亡，人格的丧失，“无可奈何花落去”。对死亡，对磨难，对悲剧，只有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则无所谓生无所谓死，无所谓悲剧喜剧，无所谓合理不合理。自然也便成了虚无。《我的菩提树》里的“我”淡漠了那种自觉的“改造”、自觉的苦行，消褪了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处逆境而不屈的坚贞，更多的是凡俗肉身、环境的被动角色。“我”只是《绿化树》中前半个章永璘——“狼孩”。在精神、物质极度匮乏的临界状态，连圣人圣徒也会为生存而挣扎，而这倒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残酷的真实。但只要能苟延残喘，“我”还不忘对“黑色”的处境“幽默”一下，冷嘲热讽或自我嘲讽一下。至于那些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精彩议论，并不会是当时的“我”所具有的认识(就象他当时绝不会知道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一样)，倒是事后今天的张贤亮痛定思痛的思想结晶。因为这部作品是一部日记体自传小说，因此主人公似乎又恢复了一些正常，作品的主旨也与《绿化树》更接近一些，只是失去了后者的崇高、激情和天真，也并未臻于菩提(觉悟)之境，但也不愧为一部严肃之作。《青春期》并不象题目显示的那样，具有“初吻”(张贤亮一个短篇)的圣洁，青春的浪漫与活力，倒象一种“更年期”心态，一种行将逝去活力的恐惧，一种对青春的留恋和幻想，而这种幻想除过因袭《灵与肉》以来几乎每篇都有的“才子佳人”模式外(《青春期》中三个“爱情故事”中第一个是《初吻》的翻版)，剩下的只是无聊的偷情，并无风韵的风流韵事。其性描写也完全丧失了形而上意义，变成 的形而下的东西了。女主人公(“麻雀”媳妇)也失去了马缨花、乔安萍、李秀芝、韩玉梅们圣母、漂母般的圣洁的光辉，而完全成了“自然人”——一种只懂饮食男女的自然人。而男主人公也不免轻佻浅薄，颇有点粗俗不堪、玩世不恭的色彩。性，再不会让张贤亮悟出什么更深刻的哲理了。

　　(二)自省与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