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当下的写作中，人性往往是无法绕过的话题。急躁的社会氛围、游移不定的心态，使得不少人隐藏起自己的内心，带着面具生活。对于这些善于矫饰、长于辩驳的人而言，“知罪”与“认罪”俨然成为避之而不及的“陌生词汇”。近期，河南女作家乔叶推出了她的长篇小说新作《认罪书》，作品从女主人公“金金”的叙述展开，由“现有之罪”回溯“原初之罪”，以交叉叙事结构展开，在现实与记忆的交错中探讨特殊历史时期中社会畸变对于人性隐秘而漫长的侵蚀。
“由面对个人的‘小内’，转向了面对群体的‘大内’”
记者：在您的许多作品中，女性叙事不仅是故事发展的基本构架，也构成了文本本身充满情感特质的推动力。虽然以一种相对独立的“书中书”的方式来形成结构，但您的新作《认罪书》在情节设置上可以说也沿用了这一特质。对您来说，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女性叙事策略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乔叶：对读者而言，阅读时第一人称更有贴近感。作为写作者，对我而言，第一人称是可以相对稳定的叙述角度。第一人称有很多局限性，我喜欢这种局限性。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我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叙述自信。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上帝，我本身是那么有局限性，我不能无视自己的局限性。而在《认罪书》中，因为“我”也就是女主人公金金的局限性，小说的悬念和张力才得以慢慢展开和延伸。她不知道的是那么多，所以她会一步步走向真相深处。至于女性叙事策略，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这就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记者：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认罪书》似乎有意识地在做一种由内向外的转变，从以前对于个人心灵的探索逐渐向对于群体心理、时代心理的探索，这方面的转变由何而来？
乔叶：你觉得是在由内向外吗？我觉得是在由内向内，不过是从一种内转向了另一种内，是由面对个人的‘小内’，转向了面对群体的‘大内’。至于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地说，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因为文学经验的丰富，因为思考面的拓宽……各种因素作用下，逐渐不满足于所谓的日常生活书写，想要探究更深层的领域，做出更有质量的表达。而施战军先生在谈及《认罪书》时曾说过一段话，我觉得是很好的典型的评论家式的总结：“随着视野的扩张和写作的成熟，青年作家定会建构出自己的话语世界。置身其中的生活，何尝不是个人与历史血肉相连的旅程。言语、动作、神情、感触……一经沉淀和梳理，‘个人’便不再孤立和单薄，自我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不能不和他人的心思以及繁多的关系交织缠绕，从而再自然不过地参与了对生命、时代、历史的精神整合。”
记者：作为长篇小说，《认罪书》的交叉叙事结构无疑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多线交叉、多重叙事口吻的叙述结构，并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难度。这样的写法在您以往的作品中很少会出现，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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