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名字犹如一面熠熠生辉的精神大纛矗立在我国的文学高地。正值年富力强的史铁生本该再创辉煌却病魔缠身而英年早逝，使中国文坛痛失一位巨子，但他留存的文学遗产永远值得纪念，尤其是他作品中对死亡的探问和求索，更是有着永恒的意义。
蒙田曾把人的一生说成是“从第一个入口直到最后一道栅门”。两端之间便是“生”，进入“最后一道栅门”便是“死”。一个人的“生”各不相同，而每个人的“死”则是揆一的归宿。但尚存于“生”者对待“死”的认识、感悟、反应各异，甚至类乎霄壤。史铁生很是豁达，看透了人类的这一“终极问题”，“站在死中，去看生”便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并终身服膺之。
史铁生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21岁生日当天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能站起来。1981年患了严重的肾病，手术后只留下一个受损的右肾。身体的千疮百孔给史铁生的内心带来极大痛苦，写作成为他精神苦闷的 宣泄——以一种文学的诗化手法和自我宽慰的心态去面对苦难和困境。史铁生不无自嘲地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在长达近40年与疾病相搏的时间里，史铁生似乎承担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难，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更没有绝望，相反，他用一种“神性”的眼光打量着外界“赐予”他的沉重苦难。他说：“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变更。倘其预设下丝毫的福乐，信心便容易蜕变为谋略，终难免与行贿同流”。他甚至极而言之：“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有着与史铁生同样境遇的张海迪由此对史铁生陡生更多敬意：“当一个男人把咀嚼痛苦当生命意志，那就是英雄。他在痛苦中写下了那么多有价值、有重量的文字，是我们中国作家队伍的真英雄。他活在喧嚣之外，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的伟大在于让生命回归本真。”
史铁生温情脉脉地将目光投向人类永恒的美好——爱，并把它视为“站在死中，去看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他爱含辛茹苦的母亲，爱和睦相处的邻里，爱昔日共同求知的同窗，爱在战天斗地中结下情谊的战友，爱给他莞尔一笑的路人，爱有志向的年轻人，甚至对小生灵也充满爱怜之情。他对“爱”有如此独特而深刻的体悟：“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爱之永远的激越，由于每一个''我''都是孤独的”；“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舍，而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即分割之下的残缺向他者呼唤完整，或者竟是，向地狱要求天堂”；“所谓美好理想，可由一个''爱''字概括，即无论什么信仰终归都要落在对他者（别人）的态度上”。一个饱受残疾之苦、随时会与“死神”相遇的人却如此渴求爱、祝福爱，并且以非凡的视角阐释爱，这需要何等的情怀，何等的睿智！史铁生清醒地意识到死的必然和生的痛苦，但在“爱”的支撑下，把这一切都诗化并赋予其生命的神性涵义——将生命寓于过程的哲理性思考，同时还有着对精神世界彼岸的殷切期待，委实是其心灵的一种诉求。
虽说“以生克死，向死而生”是近代以来现代科学赋予现代人的生存理念，但我国长期“乐感”文化的积淀使得人们的哲学视野难以顾及“死”这样具有深度的话题，即便偶尔言之，也多为诸如“不知生，焉知死”之类的遁词。史铁生则不然，其作品无论触及何种题材，涉及什么内容，总是粘附着他对生死问题的无限追问和诘疑。他在名作《我与地坛》中云：“我常会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想的结论是什么呢？且听：“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无论生死，都是一条无始无终地追求完美的路”；（《昼信基督夜信佛》）至于那部长篇未竟稿《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史铁生面对生存与死亡，尤其是死亡时的坦然，更会为其“用生命写作”的热情动容。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Simon Critchley曾花了半年时间，结集古往今来190位哲学家的死亡故事，编成《哲人其萎》一书，他们在死亡之际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淡定与从容。史铁生亦然。这个一生与病魔结伴而行的智者，笃信“怕死，乃人类最为严重并悠久的一项愚昧”，他似乎早已与死神达成某种契约，某日死神真的光顾时，他犹如履行了一份谅解备忘录，那般的简单明快，那般的从容不迫。“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蒙田语）在我看来，史铁生无疑已然臻于这一令人羡慕的人生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