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再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重点对投资领域、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特别是涉及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民间投资等方面的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至此，国务院十年来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会议还批准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行政审批“再瘦身”，自2001年相关改革启动以来，类似举动已轮番出现，且力度持续强化。随着市场充分发育，随着社会加速捏合，行政规束力适时、适当退出，可谓大势所趋。而在新一轮部署中，核心衡量理念就是，“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这一态度，可谓彻底且坚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错综复杂的“审批”，日益成为效率的阻碍。追根溯源，“行政审批制”所隐含的逻辑无非有二：其一，官方机构全知全能，能做出超越公众智识的决策；其二，民间的、商业的势力需要警惕，乃至非事前审查、筛选而难以心安。倘若将视角回拉，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人力、实物、机会等，多数集中于官方层面，彼时各式各样的行政审批，至少存在一定合理性：既然政府主导着资源分配，接受行政审批也就显得天经地义。
可以说，“行政审批制”曾是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当市场理性尚未健全，当民间智识发育不彰，加之资源因稀缺而不得不集中使用，“行政审批”似乎是避免浪费、违规、低效的最直接手段。
然而时间流变，当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数十年之后，种种适用过去语境的“审批项目”，已明显滞后。不仅疲态尽显，且本身已成为效率桎梏，非清理而无法迎合现实需要。
民智、市场一同演进，民间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决断、自我治理的能力，伴随商业领域“经济人”思维和优胜劣汰规则的确立，一套区别于传统的“秩序格局”事实上确立。与“无形之手”、民间自治等“替代品”相比，前置式的行政审批，因其规模之大、代价之高，已失去了继续留存的正当性。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和社会内，庞杂的行政审批项目，只会令公众、企业等感受到深深的“不信任”，与备受掣肘的“不自在”。
“再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无疑是对数年来“政府职能转型”的忠实继承。也唯有超越“审批”的路径依赖，安置好依附于“审批”的利益人群，此一浪潮才可继续深化。
其实，发力于此的“深化”何尝不是一种必须：在一个物质充盈、市场崛起、民智周全的时代，仍旧抱守着“收缩保守”、“掌控一切”的心态，总归不太合适，也影响了办事效率。只有放权，给予市场更多自由空间，才能避免行政审批带来的程序掣肘，进而激活市场活力，推动市场发育更趋成熟，构筑起一个更健康的市场生态。
（相关报道见8月23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