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昨日在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官方网站核实，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的原山西省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在被撤两个月后即就任该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1月29日新华网）
“问题官员”潜段日子避个风声换个马甲复出甚至升迁早已不鲜，08年举国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中被处理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复出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原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复出任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于2011年复出担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在悄悄复出之后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还有黑砖窑事件中被处分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
究其原因，随着中国的政治操作越来越透明，中央对民众的诉求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大，民众对官员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部分官员长久以来形成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责任心不够等问题转变较慢，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更远远跟不上中央的要求以及民众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当某地发生群体性事件或较大的干群矛盾被舆论监督放大后，汹涌的民意往往会扑向主政者，而手忙脚乱的官员们既缺乏应对的智慧不能平稳事态，又不会选择诚恳的面对自身错误，当事态越来越严重，上级部门往往会将责任官员撤职“问责惩处”以平息外部的民意讨伐，但是往往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官员被高调问责以后，暂时远离了风暴中心，等事态平息，又被不经意地发现原责任官员低调复出，问责惩处变成了实际上“带薪休假”，“拉上帷幕换身戏服重新登台” 这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
由此，惩处机制遭受了严重信任危机，正如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所说，“没有完整规范，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既然难分青红皂白，也就容易触发一律质疑的怀疑，这是问责制信用危机的根源所在。”
“只换马甲不换鞍”的走过场，保住了被免官员官椅的温度，却失去了民众对官方惩处机制的热心，长此下去，官不再为“免职”忧，民不再为“免职”喜，“问责”失去公信，“复出”无人把关。
诚然，部分责任官员属于能吏，复出任职继续为党和国家做贡献避免了人才的浪费，但是在民众眼中，官员复出是个谜，责任官员因何复出？既然问责免职是处分，那么复职后原责任事件责任人岂不是没有了？官员免职尚能复出继续为官，那么问责惩处机制对官员可还有威慑力？既然事后可以复出，那么为何问责免职时不对公众说明？若说复出有据，那为何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仿佛见不得阳光？
面对民众的质疑，官方往往一句“复出是正常的，一切符合规定”欲噎住民众之喉，民众的质疑最终只是被官方不了了之。殊不知愈是不了了之，愈让民众有上当被“忽悠”之感，由此，质疑变为愤怒，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引发新一轮的冲突。
愤怒并非民众的本意，民众要的是一个合理实在的理由。官方要做的当是正视民意，明确复出条件，严格任用程序，公开接受监督，让民意进入到复出程序，而不再是“连瞒带哄”、“推脱陈词”，这样才能保住民众已经不多的热情和信心。
作者：麦小宸
稿源：川北在线
编辑：时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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