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小川的电影最后呈现出来是怎样的景别、怎样的机位，这些都是摄影师决定的。小川说过：“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他们送到现场。进入现场之前是我的工作，进入现场之后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了。”但是他对自己的摄影师和自己想要拍摄的东西都有充分的了解。比如说第二天要拍某个人口述，那么他之前对这个人就会非常的了解，要派哪个摄影师去他心里也有数。头天晚上开讨论会的时候，他会故意地在摄影师面前说起拍摄对象的特点，其实是诱导摄影师趋向自己的意见，第二天拍摄的时候，摄影师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说的那些话。他想要摄影师自己真正想要的那种镜头，而且在纪录片现场，状况百出，根本是来不及现场沟通的。
Q：小川摄制组的基地从三里塚搬到牧野，除了小川更想了解农民这个原因之外，是否还和日本整个左翼运动走向低落有关呢?
Y：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已经被贴上左翼电影的标签。而且在三里塚，我们发现，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很少有真正理解我们和理解农民的，反而农民们对我们的所想所为非常理解，他们甚至更理解那些知识分子。这也是我们希望能更加理解农民的原因。用小川的话说，就是想“从根上”去理解。农民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保卫着的土地正是他们每天肌肤碰触到的东西。
Q：在《牧野村千年物语》中，小川搬演了当地的一些传说，这样做是不是也有探根寻源的目的呢?
Y：搬演的是牧野村古代关于农民起义的传说。小川有一部分用意其实是和三里塚有关的。扮演起义首领的农民正好和三里塚的石毛博道长得很像，小川就有了比喻的意思在里面。三里塚的青年行动队成员被捕之后，很多人就坚持不开口不合作，警察就用各种手段威胁。这样的情形在《牧野村千年物语》中的古代农民起义段落中被重现了。除了寻根探源，这是小川的另一层用意。
Q：在电影之外，小川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呢?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呢?
Y：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0年，很少有感受到一般家庭的那种感觉，总觉得他是摄制组的导演。我现在有时会梦见他，但是他在梦里出现的形象从来不是一个丈夫的形象，而是以导演的口气在说：“嘿，饭怎么还没做好!”或者“怎么连这样的道具你也忘了!”他拍《压制的森林》的时候就和他前妻离婚了，那时他的儿子还很小，他天天在片场，几乎不回家。他就把他托付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我嫁过去的时候，他已经上小学了，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幸运的是，这孩子也顺利长大了，没有误入歧途。
Q：小川的遗作《满山红柿》是彭小莲最后完成的，这其中是怎样的经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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