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存意识的彰显,使得《兄弟》变为了一个具有伦理价值的个案。因为伦理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③,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④也就是说,伦理学要探究生命感觉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一定是包含相应的价值观的。在小说叙事系统的语境中,就是叙事伦理。作家通过完整的叙事,可以建构起一个独立于真实伦理社会的虚构的伦理世界。但这一虚构的世界可能会直指人的生命意识深处的“真”,更能揭示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在《兄弟(上)》这样的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时空中,由于历史挤压着个人,“个人忍受着历史”(卡夫卡语),个体的生命感觉会显得格外地敏感、真实,而作家持有何种价值观进行叙事也显得尤为重要。当下针对《兄弟》的批评,在一定的层面上就涉及到叙事伦理的问题。有一种批评指责余华的小说叙事虚伪、拖沓、不真实,甚至有一种媚俗的倾向,比如小说的开头:没完没了的姑娘,没完没了的屁股,没完没了的三鲜面。吸引读者眼球的戏剧性情节和高超的重复技巧似乎暴露出一个媚俗的余华,作品的行销数十万也似乎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实际上,批评小说不真实,正是用现实的伦理标准来衡量小说的叙事伦理的错位与荒谬的表现。因为“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⑤余华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写李光头用“屁股”所做的交易,其目的却不是如人们所指责的无聊和媚俗。这两章的写作由浅到深可以达到四个效果,一是表现了文革期间人的性压抑。当时的公共厕所的的确确是一些人满足偷窥欲的 场所,而且以趴墙头和头往下探这两种方式最为普遍。二是这两章表现了少年李光头就已经展示出的灵活实用的商业才能。这一情节显然会成为一个有效的铺垫。三是在大篇幅的反复渲染中,“偷窥”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笑话,变成了一个虚伪道德的隐喻,由此,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靠一碗愿打愿挨的三鲜面就可以抹平。四是以对个人偏好保持道德中立的态度,来消解所谓的“道德归罪”。“道德归罪”用刘小枫的解释就是“依教会的教条或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而不是理解这个人的生活。”⑥在道德上明显存在欠缺的李光头从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和自责,也并未受到作者的谴责,不仅如此,很可能在后面的情节中会活得风光快活。当“理解这个人的生活”而不是指手画脚地指责他时,叙事伦理便开始显现。道德审判被小说家驱赶到小说之外,这是现代小说的标志性事件。小说的叙事伦理模糊了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势必会让道德社会中的真实个体感觉不舒服。尽管现代小说叙事接受了道德相对性的观念,但小说还是会通过叙事来表达自身的价值立场,即便没有立场也是一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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