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上）的生存意识与叙事伦理(5)

　　但是，当代作家对现实发言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描绘出中国人的心灵出路，在何种立场上去表现个体的自由选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还取决于作品对罪恶之源的揭示能达到何种深度。余华的小说从80年代的《现实一种》到90年代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再到今天的《兄弟(上)》，经历了一个揭示恶——对恶的忍耐——对恶的反抗的过程，是从哲理层面走向了现实层面。其蜕变的结果是，对“恶”的揭示逐渐减退，小说一方面被寄予了中国人的生存理想，告慰了那些受伤害的灵魂。但另一方面，在下部中我们或许会看到，宋凡平和李兰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在旧有的“恶”暂时隐退后，中国人又被新的欲望之恶所俘获，而且没有任何反抗和挣扎的自觉。在父辈反抗权力之恶遭遇失败后，儿辈还将遭遇在欲望中的自愿沉醉。使得“人生之无意义”“自由选择之不可能”依然左右着人的生活，个体的人将失去应有的精神活力与自由意志。更为重要的是，以个体的尊严来对抗集体的恶--由一种暴力哲学所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其结果只能是展现出一种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场面。尽管一个巨大的魔障被戳破了，但个人被吞没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点亮一根火柴，却无法驱除暗夜和寒冷，这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救赎的无力。余华让我们抵达了犯罪现场，却看不到真正的凶手;我们就只能憋闷在这一段历史的盲肠里，最终找不到出路。如果不能通过文本与历史建立起一种真实的关系，无法拨开历史的迷雾，就无法重塑一个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形象，表达一种真正富有感染力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