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上）的生存意识与叙事伦理(4)

　　并且宋凡平始终不接受文革语境中人人皆知的幸福标准——全人类的幸福，这是一种谁也不可能享有的虚构。宋凡平能跳出权力之手，不依赖国家权力所指认的虚假幸福，而是以朴素的本能去追求个体的真实幸福，事实上，这是以人道主义的伦理来反抗权威主义的伦理。弗洛姆对此的区分是：权威主义伦理学否定人有认识善恶的能力，价值规范的制定者总是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威。这种体系是以对权威的畏惧、被权威所统治者的软弱与依赖感为基础的;被统治者把一切权力交给统治者，也使后者拥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这种权威是不能也不必怀疑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只有人自己才能规定善恶的标准。就内容而言，权威主义伦理学对何为善恶的回答，主要是根据权威的利益来定，而不是根据人的利益来定。而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对人有好处的谓之“善”、对人有害处的谓之“恶”。总之，伦理价值的 标准就是人的幸福⑧。在权威主义伦理学看来，“有道德”就意味着否定自我和服从，就意味着压抑个性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性。宋凡平在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摧毁肉体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追求个人幸福的愿望和自我独有的追求方式，可以看出作品的叙事伦理是秉承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在《兄弟》的叙事系统中，作家把“是否有利于个体幸福”做为基本的价值立场。有效地揭示了“文革”的反人性，并在最黑暗的历史时空中彰显出人性之光辉。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前现代的社会中，但作家显然已经接受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他呵护着生活在权力制度之下的脆弱生命。这样的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宋凡平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梦想，依靠这种梦想所达到的真实，应该是最后时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