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上）的生存意识与叙事伦理(3)

　　在宋凡平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了小说叙事伦理中的价值观。有批评者指责他高大完美，没有缺陷，像是那些50-70年代的英雄形象。针对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文革”刚刚开始时，宋凡平挥动大旗威风凛凛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场面，也因为他的得势，儿子们吃的面汤被悄悄地换成鸡汤。此时的宋凡平不过是一个盲从者，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清醒的人道主义者。但最可贵的是，在被批斗、被关押期间，在受到他人的道德归罪时，在长期受惩罚、被侮辱的环境中，他始终没有沦为“自我归罪”者，而“自我归罪”的可怕已经被伟大的文学家们进行了反复的诠释，如卡夫卡的《审判》、鲁迅的《祥林嫂》。“卡夫卡讲故事的主题几乎都关乎自我归罪：从没有做任何坏事、或者说不知自己做过什么坏事的K生活在他人归罪的处境中，日子久了，K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有罪，开始用不是自己的道德原则来审判自己的生活。自我归罪是个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由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他人归罪来审判自己，自己让自己变成有罪的人。”⑦宋凡平在他人归罪的环境中居然还能清醒地不转化为“自我归罪”者，或许能为中国人摆脱奴性，不向违反人性的权力臣服，最终获得精神的拯救提供一些依据。而宋凡平的精神支撑力不是知识也不是宗教信仰，只是想要过家庭生活的基本常识。这似乎暗示着，只要中国人尊重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就可以找到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