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艳:《西夏》与七十年代与底层写作(7)

　　西夏的到来不仅仅打破了王一丁过往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进退维谷的矛盾烦恼中，更重要的是王一丁并没有从现在的生活变故中找到合理的意义与合适的理由。王一丁并不真的相信在有限的共同生活中积攒的感情坚不可摧，又对当下生活中难能可贵的一点温情有所迷恋。虽然西夏的身世之谜是归还生活内心双重和谐的关节点，但关节点一旦展开所带来的无法预测的后果显然也不是王一丁愿意面对的。身份、来历……成为不断被追逐、放大的谜团，成为决定生活走向的无形的“大手”。

　　通过这城市寓言空间，“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冲突转变了，增强了。它变得就如同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永恒与瞬间这样的结构性对立。对永恒与瞬间的寓言式把握回应了当代中国的某种社会性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常态被非常态打断甚至取代的恐惧。这种怀旧既是对一个过去的“常态”的发明，也是对未来的常态的希望。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人类追问了几千年而始终不得要领的古老命题，已经成为人类叩问自身的最简单而又最痛苦的发问方式，也许正是悬而未得完美的答案使得人们保持一如既往的激情探寻生命的本质。王一丁追问的已经不仅是西夏“一个人”的历史，而转喻为对生命流程的连续性与无限可能性逼问，同时又表达了面对真相与现实冲突的恐惧，“一直隐瞒的那个真相出现了，是一个巨大的黑东西。像一口黑洞洞的矿井，把我和西夏决绝的隔开了”。在徐则臣的笔下，西夏背后的真相既是连接时间的缝隙和空白的桥梁，又是这些缝隙和空白本身。叙述本身所呈现的复杂而迷乱的效果真实的再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困顿，世界的模糊与可能。